辽宁动迁村少年杀人事件调查

辽宁动迁村少年杀人事件调查期辽宁动迁村少年杀人事件调查——当土地变成财富打斗过程前后持续了不过十几秒，等跑在后面的村民赶到时，穿黑夹克的男子一人躺在地上。混乱中，有愤怒的村民上前踹了两脚，这才发现，血淌了一地，人死了。这一幕发生在2009年10月9日清晨，抚顺小瓦村，一个正在动迁中的辽东小村。死者李小龙，33岁，是村里找来拦截村民上访的青年；杀人者赵明阳，16岁，是上访组织者赵宪俊的侄儿。凶案就发生在上访路上。村民义愤填膺拆迁由于凶案而停下来村民安慰杀人少年赵明阳的母亲（右）记者◎魏一平摄影◎蔡小川旅游包车去旅游，这在小瓦村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组织者是村支书臧玉泉和村主任刘凤桐，成员是小瓦村30名村民代表，线路是锦州—葫芦岛—兴城。事后看，发生在2009年9月末的这趟两日游，是这个村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佟明勇告诉本刊，他活到60多岁了，还没有专门外出旅游过，“当时就想可能是村里征地有钱了，请大伙出去玩玩”。现在说起这些，他情绪激动地骂自己当初太傻，他甚至不愿意用旅游这个词来描述那次行程，他们更习惯称之为“鸿门宴”。大巴车从小瓦村出发，向西走京沈高速，用不了3小时就到了锦州。虽然个别人知道此行的目的并非旅游观光那么简单，但即便是平日里再亲近的邻里，当时也没有透露半点风声。佟明勇说，吃过饭安排好住宿，村主任刘凤桐敲开了他的房门，说“大伙当了两年多村民代表，一年到头老开会也够辛苦的，一人发500块钱，就算个误工费吧”。此前村里从来没有给村民代表发过报酬，顺理成章的手续是，佟明勇在刘凤桐拿出来的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紧随其后进来的村会计，从包里掏出500块钱递给他，同时递过来的还有另一张纸，“签个字吧”。佟明勇说他于是开始犯起了糊涂，“刚才不是签过了吗？”得到的答复是，“那是另一码事”。佟明勇说他犹豫了一会儿，再次签下了名字。与佟明勇不同，当刘凤桐来到薛福利房间的时候，他认真看了一遍村主任递来的那张纸。“村委决定将各户口粮田之外的边角余料地向外承包，每亩每年4000元承包费，以3年为期。”先前弥漫在村里的模糊传言终于明朗化，“果然不仅仅是旅游”。薛福利说，村主任百般相劝，同屋的两人都犹犹豫豫签了字，他选择了拒绝。佟明勇还在琢磨到底“另一码事”是什么的时候，听到了楼道里传来的吵吵声，“什么边角余料，我看是都让你们给吃了！”原来，村民代表赵宪俊愤然撕毁了这一纸协议。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让代表们签字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公开翻脸的赵宪俊中断了行程，连夜回了家。临行前，他嘱咐薛福利：“如果我出什么事儿，你要替我报警，就是他们干的。”这一夜，“谁也没睡好，哪还有心思玩”。第二天，匆匆走完既定路线后，大巴车就开上了回程的路。把边角余料地向外承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小瓦村炸开了锅。土地边角余料地，只是庄稼人的朴素称呼，其正式称谓是机动地。在法律层面上，它本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以后可能进行的调整而预先留出的土地”，但在现实中，除了村民们按人口承包经营之外的耕地，还有村里无人耕种的荒地、沟渠，连同村里的道路、水沟等，都属于机动地的范畴。简言之，在村民们的印象里，一切归属村集体的公共空间都属于机动地。以小瓦村为例，按照前任村支书臧金国对本刊的介绍，全村1600口人，土地主要分为5个部分：村东有水田1100亩，村西有水田1400亩，村北和南山的旱田共270多亩，沈抚铁道南有水田320亩，还有村庄包含的宅基地和道路。小瓦村到底有多少机动地？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便是做了32年村支书的臧金国也无法给出准确数字，因为“这些土地以前几乎无人问津，也从来没有政府部门来丈量过”。他告诉本刊记者，270多亩旱地一直未分配到户，而是作为机动地向外承包用来盖大棚和猪圈。除此外，在已经分配到户的水田之中也含有大量的机动地，“总有些边角余料无人耕种，再加上道路和沟渠”，这一部分，仅在铁道南的320亩土地中就有70亩。另有多名村民提供的数字，村东土地总面积为1567亩，除去1100亩分配到户的承包地外，剩余400多亩即属于机动地。臧金国思考许久，最后给出的保守估计是：“1000亩总有吧。”这些机动地，“以前荒着也没人要，有人想包的话，跟村里签个协议找会计盖个章就行了”。30多年来，这一直是小瓦村最主要的集体收入来源，直到臧金国卸任的2007年，每年的收入也“不过三四万元”。但现在，形势大变，村民们谁也明白，“地就是钱啊！”“地变成钱”的动力来自于日益逼近的城市化。小瓦村地理位置优越，西距沈阳30公里，东距抚顺中心区不过20公里，沈抚之间多条铁路、公路经过。虽然不远的李石镇早在1995年就划入抚顺经济开发区，但小瓦的传统农业村庄面貌一直未曾改变。直到2009年4月，随着“沈抚同城”战略的推进，位于两城间核心地带的小瓦村终于迎来了征地动迁的消息。从距离最近的抚顺市望花区打车去小瓦，虽然出租司机起先都回答得很肯定，但车子到了村口，还是让他们犯了难。宽阔的六车道随处可见断头路，路灯杆上飘扬的旗帜像是刚挂上去不久。在当地村民引导下，转了半天才进到村里，一幅破败景象：横七竖八的瓦砾堆是去年刚拆掉的房子，坑坑洼洼的主干道已经看不出柏油路的影子。两年前到过这里的司机疑惑着“是不是走错了村子”。只有村里人对此见怪不怪：“连我们自己回家有时候还找不到路呢，何况你们？”因为凶案，动迁已经停滞，不远处是正在拔地而起的厂房和商品房。长期以来，土地对于小瓦人来说，其全部意义不过是“能刨个食吃”。即便2006年8月因修路小瓦村曾经历了第一次国家占地，也没有完成土地价值的启蒙。臧金国对在任时经历的这次征地记忆深刻，320亩，涉及153户，每亩4万元，“开了个社员大会就完成了，前后不过两个月，有人还高兴着呢，说钱给得不少啊”。因此，当2006年底开始有外来者通过朋友介绍到村里，想要以500~1000元/亩/年的价格承包土地的时候，大多数村民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他们的算盘很简单，即便是好年景里，种植一年水稻的收益也不过每亩三四百元，“辛辛苦苦种一年不如包出去，自己到外面打工还能多一份收入”。这些突如其来的承包大多是10年期限，分两次付清，由于村委会不准农户私自向外包地，交易都是私下完成的，谁也没有注意到合同上还专门注明了一条：“如遇国家占地，土地补偿款归户主所有，地上物补偿归承包方所有。”当然，他们更没有注意到，早在2007年初，“为抚顺城市化转型探索新型道路”的“沈抚同城”的战略就已开始实施。等到村民们意识到土地可以变钱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与上次征地补偿不同的是，此次征地除了土地补偿款每亩4万元外，还有地上物补偿款每亩8万元。村民金宝昌于2006年对外包出了自家的10亩地，这意味着他只能得到40万元补偿款，而“从包下来就撂荒”的外来承包者在支付了几万块承包费后，却可以得到80万元地上物补偿款。“感觉被糊弄”的村民于是纷纷选择打官司，但无一例外，全部败诉。不平衡的心理经此酝酿，大伙的注意力自然紧紧盯在了那上千亩机动地上。回到旅游现场，村主任绞尽脑汁地让村民代表在发包协议上签字，只不过是程序逼迫罢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第一次征地时的参照也被再次提及，臧金国向我们回忆道：“当年70亩机动地，村里得了280万元，按人头算每人1400元，最后每人发了1200元，余下的五六十万元作为村集体财产。”但在主持2009年更大规模征地的村支书臧玉泉与村主任刘凤桐这里，公开账目的要求迟迟没有兑现。难以证实的消息于是开始在村里弥漫，“凡是他们的亲友都能随便拿地”、“甚至有人拿到了10亩地的补偿款却不知道地在哪里”。村民们半带气愤地戏称这种做法为“飞来飞去”。竞选村支书臧玉泉与村主任刘凤桐在凶案发生的当天就被免职，臧玉泉被逮捕，刘凤桐取保候审后就再也没有在村里露过面。与两家亲近的人，得知有记者前来都选择了回避。流传在村民们中间的“痛诉”大多很难具体证实，对老百姓来说，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刘凤桐后来退回给村里3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当然，还有去年开始征地后不久，臧玉泉的伊兰特换成了奔驰。在小瓦，臧金国或许是最不愿意提起臧玉泉的人。他1975年当兵复员回到村里时，正赶上“农业学大寨”，被组织看重当上了村支书，一干就是32年。这期间，在他的介绍下，自己的侄子臧玉泉入了党。2007年3月，又到了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时候，臧玉泉找到臧金国说，“你年纪大了，还是让我干吧”。这一过程，臧金国起初对我们的讲述轻描淡写：“村里这些年一穷二白，让给年轻人或许更好，我就主动退出了。”直到我们把从其他村民那里听到的描述再三向他核实时，他才勉强承认，“他的确曾向上面一些领导反映我有问题，大概是太想当这个书记吧”。这一交班过程并不友好，此后，叔侄两人断绝了来往。“以前谁愿意干这个啊！”被刘凤桐接替的前村主任周书田说起那次选举就抑制不住愤怒，“我生气老百姓们看错了人。”他是2004年当上村主任的，当时的选举似乎波澜不惊。小瓦村民按照居住片区分为前街、后街两大部分，周书田当时是后街唯一一个候选人，与他竞争的前街候选人也不过一个，最后他顺利胜出。但到了2007年，有意参加竞选的人突然多了起来。虽然落败的几个人都否认他们当时已经预感到了村子要动迁的前景，但村民们似乎并不认同。有不愿意透露的村民告诉我们，“你看看这几个人，有谁不是消息灵通的啊”。在后街，刘凤桐就是周书田最有力的竞争者，“刘家户门大，他父亲弟兄6个，我们周家独门独户啊”。村民们介绍，甚至赵宪俊也有意参选，但考虑到赵家与刘家是远亲，为免分散刘凤桐的选票，最后选择了退出。这次换届，在村民们记忆中，应该是小瓦村选举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他们夸张地描述，村里在外做生意的人，“隔着800里地就有车来接了”。最后，全村法定选举人1100多人几乎全部参与了投票。落败的参选者之一王光告诉我们，第一轮投票后，入围的5个候选人不分上下，即便在第二轮投票中，屈居第二的他也只败给了刘凤桐100多票。“做鞋出身的”刘凤桐如愿当上了村主任，落选的王光和薛福利都不愿再提及那次选举，他们的自嘲倒是很一致，“不出钱不出力的，老百姓当然不选你了”。由于村支书候选人只需由村里的党员投票产生，臧玉泉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小些。高中毕业的臧玉泉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选举前，他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农村基层领导培训班，负责培训班的镇干部正是他的同学。有此资本，臧玉泉顺利进入候选名单。不过，他也用了点力气，“给每个党员发了两条一米多长的大胖头鱼”。有知情者向我们讲述了此后的决战过程，5名候选人到镇里举行第二轮投票，得票超过半数者胜出。上午的投票中，臧玉泉与其他两人都投了自己一票，另外一人投给臧玉泉，还有一人选择弃权，未分胜负。中午回家后，臧玉泉成功说服了那位弃权者，到了下午的投票中，他便成功得到了3票。“至于怎么说服的，外人谁能知道呢。”村支书、村主任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当我们就这一问题向周书田求证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权力大小，就看你怎么用了。我的办法是，一概不用。”在第一轮征地过程中，因为涉及土地少，周书田所能做的事，不过是“领着动迁组的人去找门，谈价钱量土地那是人家双方的事儿”。但到了这一轮，除去有据可查的承包地外，剩余的机动地就成了村支书与村主任的权力舞台，若以每亩补偿12万元计算，这笔财富已足够惊人。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中间人的角色。由于修路提前占地，佟明勇家的房子去年已经拆迁，动迁办出价36万元，他要40万元，僵持不下的时候，臧玉泉找到他，以38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他后来听说的结果是，臧玉泉得到的补偿款竟是41万元。命案类似的故事在小瓦村还流传着很多，只不过，大家没想到，最后公然跳出来阻断臧玉泉与刘凤桐行使“权力”的，竟是“此前与他们关系都很好”的赵宪俊。赵家3个儿子中，赵宪俊排行老小，村里习惯称呼他赵三子。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