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变革

（刊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变革王志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27）GlobalizationandtheWesternWelfareStatesinTransitionWangZhikai(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Abstract:GlobalizationhasbroughtabouttremendouschangestotheWesternWelfareStates,butthewelfarestatecontinuouslymaintainsitslogicofsocialprotectionandsuccessfullybringsthesocialandeconomicsectorstogetherinamutuallysupportive,positive-sumrelationship.Thispaperpresentsapositivereviewwithcomparisonsbetweenglobalizationandthewelfarestateinnovation,andconstructivelycommentsonChina’ssocialsecuritydevelopment.Keywords:Globalization;WelfareState;InstitutionalTransition作者简介：王志凯，1969年12月出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通信地址：杭州市浙大路38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王志凯邮码：310027电话：[phone],传真：[phone]Emailaddress:[e-mail]中国杭州，2003年7月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变革王志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27）摘要：本文观察研究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和沿革；分析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社会角色带来的挑战；透视全球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社会福利保障的发展略作评论。关键词：全球化；福利经济；制度变革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制度在变革，体制在创新，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现象，它既受政治和思想的引领，也显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观察和研究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创新沿革。全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的实质；第二部分是分析全球化带来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第三部分是研究全球化对福利经济国家政治改革的影响；第四部分是观察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变革；第五部分是从全球福利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来肯定性地评价中国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一、全球化与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实质是一种国家经济愈益开放，受超越于国家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影响更大，而且国家对其控制变得更不容易1。尽管全球化的概念属性尚不明确和具体，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实质的经济国际化和确切的全球化的比较来认识全球化。国际化起始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它带来经济的更加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更加融合。但必须承认，这种经济国际化的活动在很大程1NicolaYeates,(2001)GlobalizationandSocialPolicy,London:Sage,p.351度上是国家活动的拓展和延伸，还不能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譬如，跨国公司就带有显著的国家基础，而且这类公司也更多地对母国的法律和法规负责。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经济国际化状况而存在的，即受国际化进程和趋势的影响，单一封闭的国家经济已经难以存在或是难以维继。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去国家化，生产变成真正的全球化了。一些全球性的公司已经完全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且地区和国家的政府不再能够有效或随意调控和控制这些全球性的公司。国际经济体系变得更加自治且只能在全球组织的层面上加以协作协商。进一步深入的观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谈论的全球化实质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国际化。大多数分析家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一种思想或理念，两者是相互兼容的而非排斥的2。这就意味着一种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发展的现实依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实践的和所拥有的是更多的经济国际化，并非一种真正有形和具体的全球经济或全球化。事实上，经济的国际化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什么新的内容或现象。贸易的自由化、进出口在国家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等，早就成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的重要内容。无疑，这些国际经济活动在西方国家的国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一些西方福利经济的代表国家诸如：瑞典、德国等，早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已经在贸易和开放经济方面走上了积极的发展道路3。这可说是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最早实践。经济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对于福利经济国家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金融的全球化，也就是货币和资本开始自由地跨越国境流动。这和福利经济耐以支撑的相对封闭经济环境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成就充分就业的福利经济逻辑是存在一些矛盾4。二战后伴随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西方国家在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国际经济重建是遵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计划的、协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为了克服上个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的无体系而存在的汇率频繁波动、经常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和贸易的倾销性保护，这类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弊端。其时，西方国家都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动和执行固定汇率政策，2RameshMishra,(1999)GlobalizationandWelfareState,Cheltenham:EdwardElgar,p.43EspingAnderson,G.(1996)‘Positive-sumsolutionsinaworldoftrade-offs’,inG.EspingAnderson(ed.)WelfareStatesinTransition,London:Sage,p.256-267.4Hirst,P.andThompson,G.(1996)GlobalizationinQuestion:TheInternationaleconomyandthePossibilitiesof2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盛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5。美国在这一体系中承担以固定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进而使该体系实际成为一个以美元为（金）本位的事实。美元是国际汇率的标准，美元也几乎是国际货币市场的唯一干预货币，是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主要来源。国际货币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但其实际的运作使得汇率比当初设想的要僵硬得多6。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不能对国际货币和资本的流动性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创造，而且使得国际收支调节的压力主要由逆差国承担。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运作，导致与相对固定的国际黄金储备相对照的美国债务和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进而带来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出现问题，也使得美国不愿继续让美元承担一种国际联系货币的角色。于是美国在1971年宣布不再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止。随后，美国于1974年取消了资本控制，英国也继美国之后于1979年取消了资本控制。至此，在世界经济中，主要西方国家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为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所代替。这样，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一些国家始出现混乱和无效，而相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此时便应运而生并开始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撤除了资本流动的控制壁垒，固定汇率也已经被抛弃了一个很长时期。金融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货币和资本在国家之间可以自由移动，工商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投资7。而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巨量资本和货币可以在几秒时间之内完成在全球的汇兑移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和他们的资产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得到了长足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变了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福利经济发展和运作所依赖的环境。这些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导致的一个主要的结果是，政府管理和调控其国家经济以谋求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被大大的削弱。凯恩斯的通货复胀、景气恢复的增加就业和激发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其前提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中由国家政府实施和调控，而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已然不再总是一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Press,p.27-29.5Llewellyn,D.T.(1980)InternationalFinancialIntegration,Macmillan,London,p.83-87.6Llewellyn,D.T.(1985)‘USdollarin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TreasuryandCivilServiceCommittee,Appendix7to1985ReportonInternationalMonetaryArrangements,HMSO,London,p.1-18,67.7KrugmanPaul(1986)‘Pricingtomarketwhentheexchangeratechanges’,NBERWorkingPaperSeriesNo.1926,May.3个解决问题的可行选择8。单一国家在开放经济中已经不再总是能够有效地通过需求管理来实现充分就业。二、全球化与充分就业的结束充分就业是二战后福利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关键基础，也是福利经济要着力的宏观目标。关于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就业对大量的工作适龄人口和他们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来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和最大的福利保障。而一些形式的充分就业，则是收入保证和维持的第一来源。凯恩斯的福利经济制度进入世界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萧条和大量失业所带来的人力、资金等资源浪费的应对性政策；而且，凯恩斯的福利思想的着力点也是减少失业和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既有的劳动力资源，以加快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二战以前的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促发的大规模失业及其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带来的巨大冲击，这警示世界：失业一方面使得国家失去了来自失业劳动者的税收和贡献，另一方面，国家要花费更多的财力用于失业保险和社会援助。失业给一国造成的双重打击，会从一个长期消极效应上削弱国家的财力和综合国力。正是这些原因，通过需求管理和很好协调的市场来寻求和保证高就业率的经济，就成为二战以后福利经济发展的关键构成性内容。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手段的帮助下，通过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二战以后的1/4世纪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充分就业和经济健康并长的局面。在1960～1973年期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是3.25%，年均经济增长稳定在4.9%(OECD,1988,P.39)。这种全面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服务项目的扩大，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新型积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福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高。而且，在国家的层面和地区的层面上都有其各自对充分就业的贡献，不同的国家维系充分就业的方式、方法也都各有特色，并不过于雷同9。譬如，瑞典就制订了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支持充分就业，而且瑞典的维系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并不是以低生产力或8EspingAnderson,G.(1999)SocialFoundationsofPostindustrialEconomics,Oxford:OxfordUni.Press.9Heikkila,M.(ed.)(1999)LinkingWelfareandWork,Luxemburg:OfficeforOfficialPublicationsofEuropeanCommunities,p.73-79.4是技术进步的停滞、亦或是“二元”劳动力市场为成本和代价的。从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