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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11364904@qq.com维伦斯基与勒博的二分法蒂特马斯的三分法埃斯平-安德森的三种体制比较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东亚福利模式1958年维伦斯基（Wilensky）和勒博（Lebeaux）出版的《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对福利制度作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划分福利服务模式的方法有四种：◦一是根据接收服务的人群的种类来划分◦二是根据资金来源的渠道划分◦三是根据管理的层次来划分◦四是根据服务的性质来划分，例如医疗保障、教育和失业等社会服务项目综合这四种分类条件，他们明确提出“补救型福利”和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型福利”两种模式◦基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补救型模式是在福利提供的正常结构即家庭和市场不能起作用时，福利国家才发挥作用；在这种模式中，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所有个人的基本需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典型代表是美国。◦在制度型福利模式中，福利国家提供社会服务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天经地义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项首要职能；在这种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是政府和国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并可以实现满足人们需求的两个基本组织；这种模式属于“再分配国家”。蒂特马斯在同年出版的《福利国家文论》中对他们俩的上述研究给予了肯定，提出了基本相同的看法。1974年蒂特马斯出版《社会政策》，其中又极大丰富了16年前提出来的福利国家模式分类的思想，将福利国家模式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第一种基本承继了维伦斯基和勒博传统的“补救型”福利模式，代表国家是美国，即假定在市场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不能正常发挥有效作用时，社会福利机构才临时发挥作用◦第二种是“工业成就型”福利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福利机构在满足社会价值需要、实现地位差异和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专家技术官僚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通过社会保险人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状况和特权受到一定的保护，所以该模式也被称为“保姆模式”（handmeidenmode）。代表国家是德国◦第三种是“制度再分配型”模式。它排除了市场的作用，社会福利的提供是根据需要的原则来提供一种普救性（universal）和选择性（selective）相结合的服务，其目标是平等和社会团结等。其代表国家是坦桑尼亚。其分类是依据主导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实际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强调“适者生存”，以保护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下，福利支出维持在较低水平，福利供给的原则只能是补缺型的。◦社会保障国家以英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注重保证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使处于年幼、失业、疾病、伤残、孤寡和年老等状况的公民得到社会的支持和救助，还使全社会的公民能够享受到由国家提供的多方面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国家以瑞典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保障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所有人的福利水平，而且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服务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福利国家的遗产◦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一直以来围绕两个重要问题阶级特点会随着公民社会权利和义务的扩展而消亡吗？或者说，福利国家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吗？福利国家发展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对此问题，存在三种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与福利的关系，不过都集中于市场（和财产）与国家（民主整体）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市场是消除阶级不平等和特权的最佳手段，除了少量必要的职能之外，国家的干预职能压抑日益平等的竞争性交换过程，造成垄断、保护主义和效率底下等现象关于应对措施，有人强调斯密理论中的自由放任成分，反对货币关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也有如J.S.Mill和改良自由主义者支持少量的政府调节。不过他们都同意应由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来铺平平等与繁荣之路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因为他们所谈及的是一种支持绝对特权和重商主义保护的、腐败盛行的国家，他们所抨击的是一种压制自由和进取精神的政府体制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民主制度，将其看作“阿基琉斯之踵”。由于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因此民主将意味着对有产者特权的剥夺，普选权可能将分配领域的斗争整治化，将市场引入歧途，使效率低下。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制度将侵占或摧毁市场保守主义不认为市场中纯粹的货币关系是经济效率的唯一的或者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理想是使父权制和极权主义永久化，这是使资本主义超越阶级斗争的最适当的法律、整治和社会的保护层。有人甚至主张“君主政体的福利国家”。在这个模式中，有效率的生产体系并非归因于竞争，而归因于纪律。在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时，一个权威性的制度远远胜于无序的市场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是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反动。它公开宣称民族主义并反对革命，试图抑制民主力量。它害怕平等的社会而倾向于保留着等级和阶级的社会。它认为，地位、职衔和阶级是自然而定的，然而阶级矛盾则不是；如果人们允许民主式的大众参与，允许权威和地位的分界线消融，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马克思主义不仅憎恶市场的强大效力，而且抨击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市场能够保证公平的信条。由于资本的积累否定了人们的财产所有权，最终的结果将是更为严重的阶级分化。当这种分化导致更为严重的矛盾冲突时，自由主义国家将被迫抛弃其自由与中立的理想来保护有产者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正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基础自由主义者由于担心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因而不情愿扩大民主。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民主制度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躯壳，或“清谈馆”◦传统福利国家定义分析一般定义：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埃斯平-安德森认为，将“福利支出”作为焦点来阐述福利国家是错误的。如何理解？“福利支出对于福利国家的理论主旨来说只是个附带现象”如果按照福利支出来评价福利国家，我们必须假定全部支出是均衡分配的。但是有些福利国家将大量的给付用于享有特权的公务人员，比如奥地利。有些国家用于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上的支出不成比例，这种改良了的济贫传统实在称不上是福利国家有些国家在私人保险计划的税负优惠方面花费了国库的巨额福利资金，其主要受益者却是中产阶级在英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在撒切尔执政时期增长了，其原因是升高的失业率。某些计划中的低支出却可能表明，该国家更加认真履行了其保持充分就业的承诺◦福利体制作为分析框架埃斯平-安德森认为需要采取“全景”的研究，并使得福利国家研究“社会学化”，形成三种不同的体制类型来认识福利国家“福利体制”这一概念并不是仅仅从公共支出的规模、范围或福利资格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进行比较，而是进一步从福利国家的决策模式、过程和阶层形成的潜在模式与政治结构来剖析福利国家。福利体制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维持、加强既有国家价值的制度。福利制度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关联，而且是紧密的动态关系。核心概念：去商品化（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分层化效果◦现代社会政策的源动力在于人类需求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由此，人们的福利渐渐取决于他们与现金交易的关系。◦这并不是说社会政策在人类社会受到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冲击之前并不存在，而是说它的性质和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福利存在于不完全商品化的世界里。因此在中世纪，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能力的不是劳动契约，而是家庭、教会或君主。前商品化与保守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一个人生存能力的不是劳动契约，而是家庭、教会或君主的福利环境。当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非绝对没有商品形式，但是绝对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劳动者只是为了生存偶尔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的劳动者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尚未商品化。◦虽然不劳动就不能生存，但是不管其工作效能如何，其家庭成员总能保持一定的自给自足。并且封建劳役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互惠形式，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领主的家长般的帮助；在城市，劳动者一般来说是行会成员，穷人通常还能从教堂得到把关注，因此与自由放任政策下的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和救济制度比较，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救助是慷慨而仁慈的，大部分人依靠通行规则和社会组织基本上都能维持生计。当大部分人能不完全依靠工资形式的收入而生存时，商品形式就无从谈起。◦此外，在自由放任主义盛行时期，工人的“前商品化”地位也存在。因为在自由放任时期，面对救济制度的严重不足，“前商品化”便成为一种自发的回应和保护措施，不但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也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虽然基尔特、兄弟会等不断被废除，但是其他互助性质的福利社团却经久不衰。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特征是将人的商品化视为道德堕落、社会秩序的腐败、涣散和紊乱。个人不应该去竞争和奋斗，应该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公认的权威和主流制度◦保守主义应对商品化问题主要有三种模式：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理念与商品地位是强烈对立的：市场并不重要，而工资劳动对于人们的福利只有少许重要性比如1970s美国一家纺织品公司在海地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是美国人错误地把市场工资当做了实际工资。传统社会中，经营者还承担着“爸爸”的角色保护人（patronage）和庇护制度（clientelism）是类似制度的现代版本1795年英国伯克郡斯宾汉兰德的地方长官制定的济贫制度，所谓“斯宾汉兰德制度”（Speenhamlandsystem）合作主义社团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商品化制度安排的第二种派生形式。这种社团出现于城镇工匠或技工之中，是一种封闭等级并且垄断加入权、会员资格、价格和生产的手段。基尔特和互助性社团也将缴费与社会福利连接起来，给予伤残者、孤寡者以照顾。它们的成员既不是商品也不处于市场中，而是依据他们的团体身份划定范围。合作主义模式是对商品化的最早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回应之一。欧洲大陆保守的统治阶级、天主教会都支持合作主义。合作主义的本质也与法西斯潮流相吻合。因此，合作主义与国家主义内在统一合作主义的内在动机是社会的整合、权威的维持和反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也受到反个人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动机的强烈驱动“前商品化”的社会政策是“防止资本主义倒塌的拱璧”之一，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考察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石之一商品化与自由主义◦当人们为了生计和必要的生活保障而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寻找工作和就业机会的时候，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经济来源与生活保障就不得不依靠它的“工资劳动”了；当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得以满足时，购买力和收入分配问题便凸现出来了；当人们的劳动成为商品的时候，他们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生存权利便岌岌可危了；这时，“前资本主义”的“前商品化”福利就开始慢慢让位于他们的“现金交易能力”和“现金交易关系”了。◦实际上，资本主义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一切物品都可以买卖，一切物品的买卖都受法律保护，并且货币成了劳动商品化的价格尺度，劳动力终于成了一种自己可以出卖自己的特殊商品。◦劳动力商品化与自由放任主义相伴而生，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抽象而纯粹的劳动力商品化形式并不多见◦但是在部分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广者之间，纯粹的商品形式被神圣化了。他们的理由是：首先，他们认为提供社会最低收入保证只会引致贫困和失业而不是根除它们——现在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也再次为这一观点摇旗呐喊其次，在他们看来，社会保护会引发道德沦丧、奢侈、懒惰和酗酒◦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自由主义的一般假设是：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是自立者和勤劳者的最佳保护壳。只要不受干扰，它的自我调节机制将确保所有愿意工作的人被雇佣，由此保证了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goodsociety）的基本模式，其缺点显而易见：它假定所有的个体都确有参与市场的能力，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当工资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时，不可能以储蓄的方式预防未来的社会灾变几乎没有人能够单独抵御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危机自由主义从公众利益的原则上承认社会干预的基本原理。情势所迫，自由主义渐渐承认了社会权利的必要性布尔战争（B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