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刊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透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视角王志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系，浙江杭州310027）摘要：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之下不断进步的，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它总是被作为或是被高度期待着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直接贡献力量。亚洲福利经济素以政府公共开支规模小的低成本为其发展的优势，尽管这意味着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社会的福利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质、量差异，但这其实也预示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市场化的取向上可能走得比西方更为遥远。宗教和文化的交融，实际上是规制了亚洲福利经济发展的一种中和模式，但这种中和模式的发展，最终会更多地向接近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健全的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经济模式所靠拢。而中国适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关键词：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现代化；比较；透视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作为新兴工业化的代表，伴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保障经济制度也在逐步发展和改善。尽管亚洲的福利经济发展和西方福利经济仍有明显的差距，也尽管亚洲国家经济社会的成长发展并没有完全遵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但西方福利经济的维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在亚洲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来自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和西方市场经济规则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东亚、东南亚在创造出东方现代化的经济奇迹同时，也批判并蓄了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福利思想；而现代化的理念和力量则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福利经济扩展的动力源泉。最终，西方福利思想的人本逻辑和东方宗教、文化的交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决定了今天东亚、东南亚国家福利经济发展的一种中和模式1。一、现代化进程推进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福利经济建设正如世界所见证，西方福利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告别其残酷竞争的周期性危机的创造性选择；是西方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和福利思想不断觉醒的结果；是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保证2。同样，亚洲的福利经济发展也是和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亚洲福利经济的发展既是受西方福利经济思想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其＊王志凯（1969－），男，江苏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1这种“中和模式”的评价，其实是对亚洲福利保障经济发展及其与西方差距的客观判断。考虑到大量研究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在东西方（中西方）福利保障经济发展差异上的重大影响已成共识，所以本文主要从发展的角度，即通过观察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对福利保障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亚洲宗教与文化的独特性，来从一个新的东西方比较的视角，认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2这一判断和评价，请参阅王志凯.比较福利经济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p.3.1本身的发展也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义。相比欧洲、大洋洲和美洲的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实施的是一种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因而亚洲国家福利保障政策的发展开始总是服从于（或从属服务于）经济的现代化。亚洲现代化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其与欧美的不同特征并推进亚洲国家的福利经济。第一，亚洲福利保障政策高度体现出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特征，往往是新兴市场经济实施赶超战略及时的制度支持性安排，二者具有相当高的目标一致性，尽管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体系的安排总体上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而在西方，福利经济的发展目标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最终追求虽然是一致的，但福利经济发展的制度化过程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时间性安排显然存在不同步，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地方。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是欧洲和大洋洲的发达福利制度安排与它们的经济具有协调一致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着相当的不同步性甚或间断的对抗性[1]。“社会福利政策总是寻求对市场的纠正和对抗”[2]，即福利经济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的目标和社会公平目标之间不断消除和减轻差异，实现尽可能的平衡。这一点目前是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福利经济之间的一个差别。第二，亚洲国家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制度化和连续性，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上的，它的发展总是支持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依存于亚洲市场经济的推进，它是不会独立于经济发展之外的，所以，它往往或常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相比而言，西方福利经济制度有时可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准则的发展取向——高度突出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即民主和人权至上3。确实，西方一度的平等、平均化享乐主义与过于奢侈的福利保障安排，曾经也突出地表现为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存在着不相调和性的一面，这也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产生过冲击[3]。第三，亚洲福利政策受区域市场发育的局限以及区域内宗教、文化的差异性影响，其体现福利保障广泛性和公平性的水准，显然是远远不如西方福利经济。因而，亚洲福利政策的整合无论在单个国家的层面，还是在大洲的层面，都不能和欧洲、大洋洲的福利经济制度相提并论。这其实也是和亚洲地区显著巨大的区域差异和国情差别的局限紧密相关的，更是因为亚洲地区存在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内部的差异性甚至是冲突和碰撞。毋容置疑，亚洲国家福利保障经济政策的发展与西方的福利经济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亚洲国家在支持经济发展目标前提下实施的实用主义福利保障经济政策的即期安排，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独到的功效。亚洲国家的福利政策与经济现实之间是相当一致和依存的，亚洲的福利政策是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进的结果，和亚洲经济现代化是高度统一的。在近20、30年的亚洲经济奇迹的推动下，亚洲国家福利经济制度也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中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省，在经济奇迹的同时福利保障经济建设亦相当突出。尽管东亚、东南亚这一地区近期贫困、失业和公共危机灾难不断，但亚洲经济现代化的成就和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观念进步，已经使得福利保障思想在该地区深入人心。纵使遭遇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和冲击，东亚、东南亚国家依然没有丝毫迹象表露出对福利经济的紧缩和削减；相反，中国、韩国、马来西亚3Vogel,EzraF.曾说，在西方国家由教会的慈善而发展转变来的政府主导的福利经济，逐步制度化为相对独立的公民权利和政府及社会的义务，福利权益人会认为其享有福利是理所当然，因而福利经济本身可能会相对丧失其对公民工作的激励作用，福利经济制度似乎幻化为独立的福利支付型的价值和准则。2和新加坡还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巩固和完善[4]。二、宗教和文化的交融规制东亚、东南亚福利经济发展任何的社会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宗教和文化的基础。西方福利经济更有其宗教的根源。由西方教会慈善之举而上升为制度化的福利经济，其在社会保险上的发展是西方政治的创新。从作用和影响来说，宗教和文化有他们相同和一致的方面，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与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作用，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和调整的。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全球社会的广泛非宗教化和科学化，这显然削弱了宗教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基础和作用。但尽管如此，宗教仍对世界范围的福利经济发展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亚洲也不例外。首先，宗教既是一种残存文化，又是表现为与客观现实世界的一致。宗教已经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特有的与社会现实相距很远的社会现象，且它在非宗教化的世界继续存在和生存的能力已相当微弱，在许多地方（尤其是西方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残存文化的象征。而且宗教的继续残存也必须表现为与客观现实世界的一致，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并为社会提供积极的贡献。一句话，就是要能不断提高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生产力，有益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第二，宗教的信仰是用以解释和理解自人类个体到整体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不幸。正因此，宗教信仰表现为人们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它要求一种庄严、虔诚和狂热，它和冷漠则是不相干的。第三，宗教还有另一维度，那就是它给其信从提供一种鼓劲的力量。宗教的精神使人们的命运和某一绝对的价值相连，它影响左右人们的行为和动机，相应它必然影响宗教信仰群体的社会福利权益与标准。（UNESCO,1993世界宗教会议）[5]具体到亚洲，我以为宗教和文化的交融规制东亚、东南亚福利经济发展，这里的“规制”是规定、制约和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秉承的文化传统是源于中国的孔子学说——儒家文化，佛教是这一地区最为盛行的宗教；但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仅仅是信从们的精神寄托或人们逃避现实的一种开脱。佛教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文化的直接影响是很些微的，相反，儒家文化对亚洲社会的影响却是由来已久的。宗教的思想对社会的秩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秩序是一种由政治规范的社会生活文化，从这里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宗教、文化与社会政策的相关性：①宗教信念定义或描述社会秩序中人们自然的概念和属性。宗教的极端形式是追附于组织它们的教会和宗教社区，以一种封闭孤立的形态出现，与社会的其它组织甚至包括政府相对抗；或者是在一个社会中，与其它的社会组织及社会的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影响东亚和东南亚的孔子文化显然是被归为后一种影响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相比，孔子宗教文化是一种更关乎基本社会生活和秩序的宗教概念，关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而远非仅仅是一种宗教生活的组织形式，也不仅仅是西方那种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宗教伦理。孔子宗教文化其实是一种服务于家长政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它以一种教育思想的面目出现，由统治阶级、社会和家庭自觉加以潜移默化地宣传和教化。孔子宗教文化不需要信仰者宣布对此忠诚，它没有教会和牧师，它是在社会生活的组织和行动过程中加以实践的，它表现为是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组织和实施[6]。②宗教思想和文化影响着孕育其的既有社会经济状况，并且会在开放条件下扩散并影响相邻的和其它的社会经济体与社区。我们知道，西方基督教民主文化的平等观、民主观和生态平衡伦理等，是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文明基础，也是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发展的道3德根基4。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多元交流是并存的。这为亚洲经济现代化和福利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吸取的有益内容。文化是社会制度化（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传承载体。正是宗教和文化的交融作用于社会和政治，才会对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福利政策道路的发展轨迹产生方向性影响。与西方国家基督教根源的宗教及文化的同根、同质与同向性的发展不同的是，亚洲福利模式的文化与宗教根基比较复杂，虽然亚洲的文化与宗教都可以溯源于中国的孔子儒家文化，但它们的发展却有不同的方向和侧重。这一地区有东亚的佛教、南亚的印度教、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尽管这些不同宗教对其所在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有限（前文已指出即使是亚洲地区最盛行的佛教也不例外），但这些不同的宗教派系托系着各自的民族主义（除佛教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淡外），带来亚洲地区内政治经济的内耗式竞争相对强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国家阵营，而合作却又明显弱于西方世界。学贯古今的孔子儒家文化对亚洲国家脯乳和教化，但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及其对福利保障政策的选择，依然有各自突出的个性和差异[7]。宗教文化影响亚洲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又严格规制和极大地影响生活文化的内容和性格，它往往通过（政治）体制文化更直接关系和直至决定生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5。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文化受到集体理念的影响规定了大部分的生活文化，这从主观因素角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关心人民的生活。同时，中国的省级地方政府治理制度比较完善，所以说地方生活文化也较为健康。在这种体制下，虽然新中国的经济国力薄弱，但中国整体的生活文化依然富有活力。改革开放的实施，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文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了。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的过程中，各种腐败和不合理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分配不公正开始扩大，贫富差距更急剧拉大，带来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的隐患。为了保证改革的稳步进行和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