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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超级斗争》之《超级员工》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有时候比女人和男人的关系还要复杂。这不是教人怎幺做一个听话的“好”员工的书。矛盾无处不在，斗争也总是难免。面对分歧的时候，反抗？坚持？还是妥协？遇到不同的情况，处于不同的环境，也要有灵活的方法和对策。所谓员工的超级斗争，目的并非是为了你死我活，做为一个员工来讲，斗争是为了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最终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依靠斗争来化解矛盾。...序言《超级员工》序在中国大陆，数十年前办公室原本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因为除了政府机关，就只有国有的企业工厂才会这幺一个地方，坐在里面的权力派人物手握重权、运筹帷幄，而办事人员至少也会能不受风雨、劳动强度较小，所以许多人打破头也要想办法坐进去。但真正能够坐进去的领导和秘书文员，大多都具有相当的素养，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挑选，想坐进去也不是那幺容易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在中国民营公司和私营企业已经开的遍地都是。许多大城市中随便找一座楼，也可以掏出十几二十个公司或者办事处。从一间蜗居几个闲人的小公司到资产千万上市分红的集团性企业中，各类的公共事务也就涌现出来，于是大大小小的办公室也就应运而生，进入办公室也就容易的多了。因此坐在这种办公室的人却变的形形色色，更加复杂起来。不过，无论关系怎幺复杂，在办公室中也可以将其分成两个群体：老板和员工（在本书的定义中，为了论述方便，将存在上下级关系时，“领导者”统一归为“老板”，“被领导者”统一归为“员工”）。有了各种各样的老板，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员工，学识经历不同，性格秉性各异，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关系，有差异的时候就会有矛盾，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逐渐明显，斗争也就难免。在办公室中虽不是刀光剑影，却也可以称得上是明争暗斗。老板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得到更多的尊敬，而给员工则希望得到与自己劳动相符的报酬，但对于所劳所得的标准，老板和员工却各有自己的算法，而算法不同，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于是矛盾也就出来了。有一些员工虽然努力工作，但是却不会给老板好脸色，虽然是出于责任心给公司提意见，却总让老板下不了台，“好”的员工不能得到“好”的待遇，这其中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出在老板身上。矛盾永远存在，斗争也不可避免，斗争有其混乱性和破坏性，但同样也有其磨合性和激励性。我们这里所讲的斗争，并非是两个对立的群体不可调和的斗争，斗争的目的也并非要你死我活，而是要达成共识，共同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超越矛盾，灵活运用斗争，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斗争。正是为了追求这种超级斗争，“管理”也就成了当今的一大热门词汇，决策和用人成了老板们最关心的问题。于是各种管理宝典经验学说就布满了大街小巷，似乎治世的能臣和管理人才都生在了在当今这个时代中。不过这本书却不是用人宝鉴，也不是“与老板关系处理手册”，只是为了能够在轻松调侃中讲出一些事实，为读者提供一点建议，或能引人一笑，也达到本书的目的了。好工作不如好老板现在的许多员工，都注重自身的职场定位，并注重自身学历和能力的培养，所以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非常慎重。磨剑十年，只求找一份好工作，却不料遇到一个不会用人的老板，空耗两年，一事无成，自己的豪气也被磨了个干净。好工作不如好老板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史记•刺客列传》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板也是由人来当的，有财富多的，也有财富少的，有具备野心的，也有精心守业的，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坏的，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具备了人性中千奇百怪的东西，也就衍生出了不同类型的老板。现在的许多员工，都注重自身的职场定位，并注重自身学历和能力的培养，所以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非常慎重。磨剑十年，只求找一份好工作，却不料遇到一个不会用人的老板，空耗两年，一事无成，自己的豪气也被磨了个干净。同样一个商鞅，在卫国的时候不受重视，甚至卫国的宰相公叔座一再向卫惠王推荐，卫惠王却连理都不理商鞅，甚至连杀他都懒得杀，但商鞅到了秦国，立刻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施行变法，使得秦国强盛了起来。但秦孝公死后，商鞅辅佐秦惠文君继位，这个秦惠文君刚刚登上宝座，就把商鞅“车裂”了，也就是常说的给五马分尸了。这商鞅还是同样一个商鞅，在不同的领导者手下遭到不同的待遇。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明白：学历有高低之分，行业自然有待遇的不同，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好老板。老板的历史（1）老板的历史中国的工商业，是在商朝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除了一些农业和畜牧业外，诸如酿酒、冶炼、造船、建筑、纺织、制陶等手工作坊也渐渐发展起来，形成行业。周灭商以后，一些商朝的遗留民失去了以往的权势地位，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而本身又长期不从事劳动，缺乏土地和技能来谋生，于是一部分人就开始以物易物，靠地区间的货物交换来维持生计，同时周朝的贵族也需要有人搜集货物来享受生活，也就不对这种行为限制，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后来人们就将这些靠贩运物产为业的人称为“商人”，将这个行业称为“商业”，这也是关于“商人”这个词来源的一种说法。而随着商业的发展，物品流通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这就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作坊数量增多，规模增大，于是有些比较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人，在忙碌的头昏脑胀的时候就会想：累的要去半条命，反正手里“贝”（古代的钱币）多，不如雇佣几个人来帮忙。于是就形成了两个群体：老板和员工。当然，老板和员工一定是一同起源的，某一日诞生了专门靠给别人做雇佣劳动为生的员工，从那一刻起，老板也就同时诞生了。具体起源时间恐怕是难以考证了，不过是工商业发展起来后，才逐渐形成了群体，老板和员工真正成为了一种身份。但是，如果从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来追溯的话，恐怕远古时期的伏羲、神农、黄帝都可以算是“老板”，而他们手下的臣子则是最早的“员工”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各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系统，并在国与国之间构成了商业网络，于是也就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大商人，也就是大老板。比如送了几头牛就退了秦国的军队，从而救了郑国，还顺便留下“弦高犒师”这个成语的弦高；先在魏国做官，后从商，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论，从而被《史记》评价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也就是说他是首先将经营生产和发展贸易形成理论的始祖）的白圭。《史记》上说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也就是说这个老板能够和员工共甘苦，所以那些员工个个都卖命的干活。可见白圭在管理用人方面，的确有一套；还有先在越国做官，功成名就之后，携家眷美人（也就是西施）泛舟而去的，后来成为富甲天下自称为“陶朱公”的范蠡；以及见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的王子异人，觉得“奇货可居”，于是打通关节，使得异人当了秦王，自己也当了秦国的丞相的吕不韦等等，就连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据说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到了秦朝，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利于通商。汉朝又开设了丝绸之路，同时鼓励科技发展，汉武帝时期，又发展了海上贸易，使得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兴盛起来。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唐朝时期的都城长安，更是商贾云集，来自波斯、西域等各地的商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货物，空前繁华，长安也就成为了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元朝时期，中国的版图扩大，影响加强，元朝与欧洲、东亚、日本、朝鲜、南洋等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各国的商队从世界各地汇集到元大都，在贸易发达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则出现了山西、陕西、徽州、江右、洞庭、山东、广东、福建、宁波、龙游十大商帮，其中尤其以晋商（山西商人）和徽商（徽州商人）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曾经一度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商人也在国家王朝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吕不韦，原本是大商人，后来当了秦国的丞相，拓地开荒，兴修水利，发展技术，完善工业标准化制度等，应该说秦国能吞并六国，吕不韦的功不可没。明朝的沈万三，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居然自己承担了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工程。清朝的胡雪岩，购买军火、米粮供应给清军以镇压太平天国，辅助左宗棠开办企业，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主持过上海采运局，就是典型的官商。老板的历史（2）这些人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们钱财多，而是他们应用这些财富对政治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影响，也导致他们的灾祸。秦王政登基后，发现一次武装叛乱事件与吕不韦有关，于是罢免了吕不韦的职务，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于是自杀身亡。而《明史》中记载：“富民沉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这沈万三自己出资修筑了都城的三分之一，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比下去了，脸面已经露的足够大了，居然还要自告奋勇去犒赏三军，这下可把朱元璋给惹怒了：你一个小老板，虽然有点钱，但还是草民一个罢了，居然想去犒赏天子的军队，居心何在？虽然没有杀他，但还是把他流放了。此后又经历过几次打击，沈万三辛苦建立起的基业最终也就败落了。胡雪岩虽然得意的时候受到朝廷重用，依靠捐助军队，协助官府办企业自己也当了官，但当他生意受挫，受到外国商人排挤的时候，各地官僚却敲诈勒索，落井下石，最后清政府又把他革职查办，查抄了家产，落的郁郁而终。这些老板无论从财产还是智谋，都非一般的老板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最后都落的惨淡收场，甚至由鼎盛到衰落，也不过短短数十年时间，未等他们财产传给后人，就败落在自己的手里。可见无论怎样大的老板，都不能太过自以为是，哪怕富可敌国，但老板终究只是一个老板，仍旧是布衣一个，草民一个而已。不过，在历史上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从业人员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管子》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这四类人比做国家的柱石，但是士和农始终是排在工和商前面的。中国文化和统治政策中，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一方面，因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历次战争中，许多商人借机囤积货物，哄抬物价，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所以后来的统治者对商人就严加限制。另一方面，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学说中，无论是讲求“老死不相往来”，宣扬“无为”的老庄学说，还是后来为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家学说，似乎都与商人那种“重利轻离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的影响甚重。论语里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注解说：“怀德，谓存其固的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与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儒家是觉得贪利的人属于小人，而坚持自己操守，“仁”“义”之人才属于君子。并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贫穷为借口放纵自己的人就是小人。当然，这里孔子说的意思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不过具体施行和理解起来，就不是那幺简单了。怎样才能算是“取之有道”，追求利益是否就是“小人怀惠”，这各人理解也就不同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尤其是许多遵守孔孟之道的文人，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笔下的商人多是重利忘义，满身铜臭，连牙都要镶上金的形象，这样使得在中国人们的心目众，对商人历来都有一种不太好的印象。也因为这样，一些决定从商的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抱着贪利投机的心态，他们认为商人本就该如此。这就使得古代许多工商业的老板，在积累一定财富以后，就希望后代能够从“工商”转向“士农”，读书习字考取功名，或者置办产业，成为大地主之类的。虽然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商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是儒家的思想早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中的各个方面，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当然，“重农抑商”的政策，本身是符合中国的自然条件的。中国土地广阔，矿产丰富，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下，只需要发展农业，利用国家权力对资源进行调配，就已经可以满足发展需要。只是进入近代以后，货物种类繁多，技术复杂，需要在地区间甚至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迫使工商业发展起来。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重农抑商”究竟是限制了中国的发展，还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原因何在？一直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这里只是借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