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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李培林一、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断裂的劳动就业市场1、元社会结构下的城乡壁垒2、城乡壁垒松动后的断裂就业市场3、城市社会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冲击4、就业问题可能会成为发展的长期瓶颈二、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1、经济增长的放缓对就业的冲击2、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对就业的影响3、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造成的就业压力4、工资上升、物价下降对就业的影响5、退休人员的谋职对在职职工的压力6、加入WTO后中国就业情况的可能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前景1、是否应把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2、中国劳动力需求市场的潜力有多大3、中国是否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4、老工业基地如何利用剩余劳动？5、如何在转轨时期理顺劳动关系？五、中国面对就业挑战的选择1、坚持在改革和稳定中求得发展2、逐步建立起社会核算的观念和制度3、政府要建立健全规避就业风险的主导机制4、建立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变化三、转轨时期劳动关系及劳动地位的变动1、市场化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变化2、社会结构变迁中劳动地位获得途径的变化3、职工下岗中的市场原则与社会稳定原则4、进城民工如何塑造城市劳动力市场5、下岗职工在谋职过程中依赖的主要渠道社会网络及其就业取向6、劳动关系的变化与社会稳定5、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广开就业门路6、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形式7、促进增长快的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的发展8、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业进修和再就业培训9、加快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步伐10、把竞争机制引入公用产业参考文献在20世纪末叶，一个新的魂灵在全世界游荡，这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上，包括论坛、报刊、书藉、影视、网络等等，“全球化”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使用频率非常之高的概念和名词。尽管人们在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上还莫衷一是，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人们使用它来描述各种“新趋势”的热情。在世纪末学术界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断言时（Fukuyama,1992），“全球化”就象是一扇新打开的门窗，让人们看到历史开启新的未来的魔力。在“全球化”这个概念提出之前，西方世界一直是用“现代化”来概括轴心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张趋势，即某种普遍性的过程。在出现各种伴随“现代化”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界提出各种对“现代性”的批判之后，“全球化”的提出似乎使它成为在“新经济”的基础上替代“现代化”来对新的发展趋势的概括。但是，如果仅就基本假定来看，“全球化”与“现代化”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们都隐含着一种假定：即在西方社会首先实现的社会转型，以及与此相联系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安排，将必然地、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或现代社会所接受和效仿，轴心文明形成的游戏规则，将成为通行于全世界的规则（Eisenstadt,2000）。然而，“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又的确有它不同于“现代化”的意味：（1）根据“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的后来者一般来说要步现代化先行者的足迹，走过现代化的历程，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发展策略应符合那个阶段的特定要求；而“全球化”是一次重新洗牌，认为在新技术条件下，任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不再可能按部就班地走过现代化的传统上的各个阶段，其发展策略必须符合统一的全球化的新趋势，不能游离世界普遍游戏规则之外。（2）“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各个层面的社会转型，即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等；而“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统一的市场规则在全世界的通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普遍性的到来，而处于不同发展时点和阶段的社会的特殊性，必须融入这种普遍性才能获得存在的和成长的权利。（3）“现代化”的理论还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谈论问题，而“全球化”的理论则试图动摇民族国家的界限；“后现代性”试图用文化的多样性来取代“现代性”的传统普遍性，而“全球化”则力图用新的普遍性更新“现代性”的传统普遍性。（4）“现代化”的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规则的基础上，如资本积累、经济周期、福利分配、社会分层、公共领域等等，而“全球化”理论则强调，这些领域中的传统规则正在改变，一套新的普遍性规则正在形成。处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的中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其一，受中国几代人现代化之梦的推动，中国民众中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世界上受尊重有影响的民族，也希望尽快过上现代的舒适生活，这种高期望推动着对经济增长实行超乎寻常的强刺激；而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由于发展起点低、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匮乏，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任何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都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其二，中国期望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更渴望分享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以便能够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但以弱势地位面对强势国家，又充满了各种疑虑和担忧，在近现代史上历经战争、欺辱、内乱和劫难之后，中国人对不要再折腾和不要再受别人骗的期冀成为一种凝重的大众心理。其三，中国已意识到，承认、遵循和参与制定世界的普遍游戏规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自身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存在着各种过渡期的双轨制度，中国建立自身统一的规则和体制都面临着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切不说完全推行国际惯例的难度，其可能产生的结果也仍然是未定之数。在中国众多的需要做出艰难选择的问题当中，就业可能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已达到近13亿，而直到21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才能达到逆转的峰值，根据预测模拟，届时中国的总人口将达到14.5~15亿人（刘金塘，2000）。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使大多数人过上温饱和小康生活，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今后的50年，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使具有劳动能力而又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够就业。从近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就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土地劳作中转移出来；（2）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农村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某些老工业基地却出现走向后工业化的征兆，传统产业开始衰落，大量产业工人下岗；（3）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人员精简；（4）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8万多亿元，基数的加大和对粗放扩张战略的放弃可能会使今后很难再达到10％以上的增长率，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变得更加困难；（5）产业结构的调整、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都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过程加速；（6）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某些行业的劳动就业将会受到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挤压。这些挑战使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就象当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一样。一、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断裂的劳动就业市场1、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乡壁垒到国外发达国家去过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强烈地震撼，这种震撼不是来自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与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比较，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农村与中国广大农村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差距的合理范围。在中国的大都市，无论是建筑风格、商品广告、生活和娱乐方式还是谈论的话题和价值观念，你都可以感到现代文明的气息，但在欠发展的农村，人们对现代文明似乎还非常陌生，他们的生活与大都市存在着几十年的发展差距。由于长期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严重的背离。到1998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18％，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产值比例结构是18:82，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例结构仍然是49.8:50.2，而乡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结构是30:70。城市化水平如此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不仅1.25亿乡镇企业职工至今依然是农民身份，就是已经在城市就业的约6000~8000万民工，在统计上和体制待遇上也依然属于乡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壁垒，尽管在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壁垒已经被发展的潮流冲决的支离破碎，但在内陆的广大区域，都市和农村还迹近是两个世界，农民要跨越城乡之间的壁垒，只有非常有限的途径。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还包括体制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户籍、福利保障、居住、教育等等，当然也包括就业。2、城乡壁垒松动后的断裂就业市场改革以前，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种就业制度。除了每年极少数的“农转非”配额，城市的劳动供给几乎完全依赖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城市户籍的复员军人和转业军人。在农业“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下，农民失去了择业和经营的自由，农民的劳动被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的人员过密化状态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中，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从83.5％下降的70.5％，平均每年仅下降0.5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8年的20年中，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从70.5％下降到49.8％，平均每年下降1.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对农村就业发生最大影响的两项，一是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择业，二是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前一项政策使农村产生了1.25亿行政企业职工，后一项政策使城市出现了6000~8000万进城民工。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政策之前，中国城市的就业市场发展非常缓慢，以至于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低于商品的市场化程度。根据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部门用人制度的改革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是沿着先易后难的渐进方式进行的，改革一旦触原有利益格局的“硬核”，就很难推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及允许农民自主择业和进城务工经商，这是在保持福利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福利的增量，所以还比较容易进行，但要改革触及国有部门的用人制度，实行减员增效，就势必调整福利存量，触及原有利益格局，这就难以避免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但改革开放后城乡壁垒的松动、农民的进城务工经商以及国有部门的人员精简，毕竟使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大大加速了。然而，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目前所形成的就业市场，还是一种断裂的和残缺的就业市场。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就业市场，在农村就业市场，就业要求较高的城市户籍人员几乎不参与竞争，而在城市就业市场，除了沿海地区少数迅速发展的镇和小城市，农民户籍的人员还只能参与有限的竞争。就是城市就业市场本身，在现实中也断裂成三块：一是在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所有的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主要是大中专以上的毕业生和国有部门下海、跳槽的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在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包括城市的一般非国有领域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分离出的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工作相对稳定；三是在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领域，如企业中从事苦、累、脏工作的体力工人以及建筑工、装修工、矿工、修理工、商贩、餐饮业服务员、保姆、废品收购员等等（何景熙，1999），这主要是进城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1]。这些就业市场的断裂块，尽管具有相互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就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断裂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反应，有时还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例如，为了使城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2]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有的城市采取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措施，但实际结果是，下岗职工宁肯没有工作也不愿干农民工干的活，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措施非但没有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困难，反而使某些领域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或劳务价格的升高。所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