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

摘要：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共同举办了“中韩劳动法的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方代表包括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经贸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劳动与保障报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政府官员等30多人，韩方代表有韩国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劳动法教授、专家等10多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分别代表双方致开幕辞。会议就中韩劳动法学界目前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讲座，主要分为以下几个专题：一、中韩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韩两国的劳动法的发展和研究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次研讨会上，中韩双方首先就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概括和展望。韩国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在其《国际劳动公约与韩中劳动法的发展-21世纪韩中劳动法的课题》的报告中，对中韩两国在劳动法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同时指出，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两国劳动法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1）劳动法的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法领域出现了迅速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的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超越了国家的利害关系，其带有普遍性特征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普遍存在忽视劳动法国际发展趋势的问题。从韩国情况看，韩国已加入了（世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对国际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早已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也有相似之处。（2）劳动法应当从民法中摆脱出来。从劳动法发展的历史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雇佣劳动关系是由民法来调整的，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法已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成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法-社会法，劳动法有其不同于民法的理念和原则，不能再以民法的观念去看待劳动法律关系。（3）急需劳动标准的法律化。自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并大大促进了各国劳动立法的发展，今天，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标准在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提高劳动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已加入OECD的韩国和即将加入WTO的中国应当认识到该国际潮流。（4）从理想到实践的转化。面对劳动法发展国际化的潮流，韩国和中国应重新审视国际劳工组织的设立宗旨和目的，并实现立足于其精神的“理想到实践的转化”，以符合时代的要求。韩中两国首先应进行法律的调整，使之达到国际劳动标准的水平，并逐步向发达国际靠拢。韩国和中国的劳动法学者应努力研究作为世界各国和平生存与发展象征的国际劳动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的劳动法，以促进韩中两国学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法律制度。就我国劳动立法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关怀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立法概况与未来发展》的报告。关怀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劳动法》颁布前劳动立法状况，指出《劳动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国《劳动法》的制定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早在1956年劳动部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后因极左思潮的泛滥而夭折。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抓紧制定《劳动法》，（劳动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纳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断。1989年后，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为当务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后，为《劳动法》的起草确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劳动法》。《劳动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仅仅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局面，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工作，把劳动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进一步实施劳动制度改革保驾护航，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劳动法》颁布后，为了贯彻实施和进行具体操作，同年劳动部就发布了17个配套规章，以后又发布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与此同时，国家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的规划，今后，我国将陆续出台《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职业技能开发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劳动法律，其中，《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的重点。现阶段我国正向劳动法日益完备的方向迈进。二、劳动法中的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各国对人权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主要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强调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发展权等，生存权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权，因此，人权保护与劳动法有密切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韩国自1980年代后期外国劳动者不断涌入，主要从事3D[1]行业。按照韩国出入境管理法滞留资格规定，可将外国劳动者分为合法就业者、产业技术研修生及非法滞留劳动者。韩国产业技术研修生制度是1991年后实行的，由于研修生的工资很低，再加上昂贵的出国成本，使得许多人离开研修岗位进行非法就业。外国劳动者人权问题由此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关注。研讨会上，韩国劳总产业安全局长朴寿万教授就此问题作了《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的报告。从事3D业的外国劳动者容易遭受产业灾害，发生事故后，能否按照产业灾害险保险法获得赔偿成为受害人生活保障的关键。1995年韩国大法院规定了非法滞留者在劳动法的地位，现在产业技术研修生和非法就业者都成为了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的保护对象。由于韩国经济的发展已难以离开外国劳动者的存在，对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已成为重要课题，现阶段可建议的人权保护措施主要有：（1）对外国劳动者实行平等待遇原则；（2）继续完善产业技术研修制度。目前，韩国正在起草《外国人劳动保护法草案》，相信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制度将逐步完善。在我国，人权一直是我国政府所特别关注并致力发展的事业，我国政府为保障公民的人权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10月，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我国政府在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应当得到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性。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林嘉副教授从劳动法的角度探讨了该问题，宣读了题为《劳动权与人权问题》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人权分类或者分代，最早的人权或称第一代人权是指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CivilandPoliticalRights），后扩大到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即民主自决权、发展权等。劳动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被我国宪法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被称为是一部权利保障法，是保障公民实现劳动权的基本法律，也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重要法律。《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技能培训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这些权利构成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随着人权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已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公约，对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承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的《劳动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应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人格尊重已成为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被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人格利益也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人格尊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国家纷纷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人的尊严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具体的人格权，这些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由于劳动关系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服从的特征，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据媒体报道，一些企业主随意打骂工人，有些企业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才能出厂，有时企业限制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一家企业老板因怀疑女工偷鞋，竟然指使保安人员将该女工与两只大狼狗关在一起示众。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了制止发生在劳动关系中的这些行为，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应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不得强迫劳动是对劳动者人格新生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社会，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基本手段，但又应当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应当被迫或者强制劳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私营企业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人权的基本思想相违背，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2]（3）应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历次宪法中，曾于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规定了罢工权，1982年的宪法对罢工权予以取消。从宪法对罢工权的规定和取消看，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劳动关系双方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争议由此增多。当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和妥善解决时，劳动者就会采取罢工的手段来争取权益，罢工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对罢工的问题重新认识。罢工权是国家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对抗用工单位或雇主的一种权种，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也规定了罢工权。罢工权已被视为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罢工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立法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而是应当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罢工的构成要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罢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劳动关系，推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4）应进一步规范各种劳动关系，尤其是雇佣关系。根据《劳动法》第2条规定，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对于许多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来说，《劳动法》似乎并未成为他们的权利保障法，或者是企业主没有法律意识，置《劳动法》于不顾，肆意侵犯劳动者的权益；或者是进城务工人员根本不适用《劳动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底，从农村流人城镇的人口是8000多万，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许多人在打黑工，订的是“生死合同”，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却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鉴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还将加快向城镇流动，进城务工的民工还会越来越多，应尽快制定《雇佣劳动法》，规范各种雇佣劳动关系。此外，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许多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员从事家庭保姆或小时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城镇下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业，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家务劳动予以规范，因此，也应当尽快制定《家务劳动法》，以保障这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加快劳动法配套法律的立法进程。《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ChinaandSouthKoreaSitu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