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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湖湘学子的军事人才探索正文：一千年治学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公元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其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书院大门的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使每一个“自命为天下先”的湖湘子弟在这里热血沸腾，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等他主宰。院以山名，山因院盛。东晋陶侃始在此建庵读书，唐代修道林精舍于此，裴休、杜甫、沈传师、刘长卿等都曾在此开舍结庐。深爱岳麓山川之胜，流连不舍。976年，潭州知州朱洞由官府投资创办学，为岳麓书院之肇始。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从此书院名声大振。超过今天的北大、清华。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在书院主持讲学期间，书院规制一新，学生达1000人。史籍上将它与孔子讲学并提，把岳麓书院称为“潇湘洙泗”。千年蕴育，人才辈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更有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的盛况，是岳麓书院的全盛时期。二人才辈出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所千年学府在办学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瞩目世外的军事人才，程潜，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李元度，魏源，陈天华，蔡锷，范旭东都是其杰出代表。1曾国藩生平简介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军事思想曾国藩思想的核心是理学，其内容主要是心性之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尽管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典戎，居京期间也素未涉及军事，多与倭仁、唐鉴等理学之士言心性之学，但曾国藩在处处奉理学为圭臬之余，却能把经世理学运用于其军事实践当中。纵然有“自咸丰四年躬亲天石，屡次败挫，厥居十载久未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等自谦之语，却无损曾国藩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地位。可以肯定曾国藩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其军事战略思想中包涵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辨证法思想。在率领湘军一举荡平天国后，他没有以高明自居，而把战事的顺利归结为各种因素：“兵事之成否，亦皆时会之适然，即如鄙人及胡、李、左诸公后来侥幸成功，实非初意所实料。”从总体上来说，曾国藩主张兵无成法，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久处兵间……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于神迷二字几乎相背，即手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后人因曾国藩曾自语“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而在对其军事战略评价上语多贬损。其实，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其建军、治军思想相得益彰，在近代军事史上交映成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作番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曾国藩理学观的核心就是求实的治学方法，应用在军事上就是从实际出发。曾国藩师承顾亭林和王船山，是典型的理学经世派，他认为：“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他在〈〈君子慎独论〉〉中也极力强调“格致”、“即事穷理”的重要性，实质上就是必须结合实际，否则事理就会失去依据。考察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作战历史，从未发现过一例冒险或机会主义战例。究其根源，与湘军一贯以来注重从实际出发、谨慎作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有关，也与曾国藩谨慎从事的个人处事行为模式有关。站在曾国藩的个人角度而言，他以一个汉族官僚的身份要在满族占据主流的朝廷谋得一席之地，养成了在满族和当朝权贵面前不得不仰人鼻息以求自保的行为模式；站在湘军的角度而言，湘军毕竟不是皇朝的经制兵，湘军没有反复折耗的资本和后续补给的军事保障，谋取生存的政治空间自然是曾国藩在行军打仗间力求稳胜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在起兵之初，他断然拒绝了朝廷要求曾国藩迅速援军湖北、安徽的出征令，反复据实陈明因湘军战船未备、兵勇不齐、饷事未妥而不足以应战。事实上，湘军出师时仅仅一万七千余人，鼎盛时期也仅仅十二万余人，面对号称百万的太平军只能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术，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曾国藩在对付太平军上历来喜欢“以围为攻，以逸待劳”等战术，甚至一连几个月都可以不开战，而在攻打的城市四周大挖壕沟。这样既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又在局部上集中了优势兵力以确保战事的胜利。纵观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过程，曾国藩总是处处慎重，步步为营。不求速战，亦反对浪战。他认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曾国藩说过：“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尽管曾国藩很注重古代兵法战例，但从不照搬，总是先勘察地形，相时相地相人而制宜。所以湘军作战很看重地势，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很少置自己于危险之地。所以，湘军中上至军事统帅下至营哨都盛行先审地势后定进攻方略之风。不仅湘军统帅要亲临前线察看地势，而且如塔齐布、罗泽南、王鑫等都以察看地势著称。湘军作战史上，除了三河镇之役系李续宾等将帅负有轻敌之责任而中了陈玉成的伏击外，其余很少发生类似被动作战而全军覆灭的情形。在战略态势上，重主客奇正，以我为主，稳中有变。孙子兵法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符合唯物辨证法中关于矛盾双方关系的转化规律。湘军在战略部署包括行军、扎营和作战上都力求争取主动。战争的双方是矛盾的主客两个方面力量的较量，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湘军在初期都取守势，以主待客。如欲攻坚，自然损耗大。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多取守势，曾国藩即采取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以求反客为主。他曾经说过：“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在奇正方面，曾国藩首先看重的还是“稳”，其次才是“奇”，即灵活作战。他曾赠曾国荃一联明确了湘军作战的总原则：“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他强调在稳健的基础上力求变化不测：“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要“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这些战略原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以围为攻，围城打援。这是贯穿湘军作战始终的一个成功战术范例。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多以攻势防御为特点，按道理处于“客”的一方。这一战术就是反客为主的成功战术原则。湘军在攻打武昌时挖前壕以围困城内太平军，挖后壕以防援军。时人笑其挖后壕之举实乃愚拙，俟石达开率兵来援武昌，湘军后壕又变成前壕，成功地抵御住了石达开的进攻，一时人又叹其机巧。湘军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命曾国荃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挖了两道长壕，并告之左右：“三四月内，吾辈力办者三事：一曰通东流接济；二曰办米；三曰丈量各处壕沟。此外，皆置不问可也。”后来在进攻天京的时候，湘军又在太平军援军到来之前在雨花台赶挖了内外壕，成功了达到了困敌和阻敌的目的。这种战术在困敌时能减少自身的伤亡而迫使城内之敌因弹粮不济而心生惶恐，不战自乱；在阻敌时能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主待客。后来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认为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是一股“流贼”，宜以防剿为主，于是针对其流动作战的特点，制订了“四镇六游十三区”的重点设防方案，在捻军必经之地驻扎重兵，辅之以机动的游击之师。后来他又制订了“河防战法”，利用河流作为天然壕堑以堵截捻军。尽管曾国藩剿捻无功而返，但李鸿章正是运用曾国藩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镇压了捻军。扎营以自固，拔营以防敌。曾国藩为湘军亲定“扎营之规”：“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曾国藩曾经告语李元度：“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蔡锷曾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防御之紧要，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曾国藩还规定湘军只日行三十里，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湘军在拔营的时候也有严格的规定，李鸿章曾对此说过：“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这种行军安排固然往往有错失战机之嫌，却确是确保湘军主动作战的重要步骤。所以湘军在扎营和拔营之时很少中敌伏击，这全是其扎营周密所致。后来湘军也正是凭借其扎营之术，先后夺取武昌、九江、安庆和天京，可见湘军扎营战术之巧妙。在战略步骤选择上，以上制下，从大处着眼，舍小图大。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总从能战为第一要义”。但“能战”的大前提是“知天下事”，即了解战争全局，从全局来谋定战争方略或战略的主攻方向。1、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曾国藩总结了古代秦灭楚、西晋灭东吴、隋灭陈的经验教训，精辟地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距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因此，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占据武汉、九江、安庆和定都天京的情况，制订了“以上制下”的战略，即“夺武汉，攻九江，争安庆，克天京”的四步战略。他的解释是：“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九江，“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其轻重与武汉亦大略相等。”至于安庆，“安庆之得失，定乾坤之转与不转。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在曾国藩看来，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就等于控制了鄂、赣、皖三省及长江两岸地区，使湘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又切断了天京的水上生命线。在曾国藩率兵围困安庆之际，太平军李秀成部东进苏南，攻占苏、常。因为苏常乃清政府财赋所出之区，命曾氏撤安庆之围收复苏常。曾国藩对朝廷的错误决策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手，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欲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重蹈覆辙，终无了期。”2、先剪枝叶，后拔其根。湘军在总体战略布置上很注重“剪除枝叶”的工作，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消灭太平军有生力量的目的。为了克复天京，湘军首先定下了攻占武汉、九江、安庆的战略策略。1860年，湘军为了攻打安庆，先派兵四路进攻皖北，扫清桐城、舒城、庐州等外围之敌，控制长江江面，使安庆成为一座孤城。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之后，又兵分三路分别向浙江、苏常和金陵方向进攻，等外围之敌人消灭殆尽，再一举合围天京。从形成战略包围到1864年的几年中，湘军都没有急于进攻，而是着力做好“剪除枝叶”的工作，最后使天京顷刻陷落。3、从大处着眼，舍小图大。1859年，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湘军先后攻占武汉，九江。曾国藩认为：“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根本。”（21）因此，曾国藩主张集中兵力以争安庆。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保护天京西面战略屏障，李秀成、陈玉成夹江而上进攻湘军后方基地武汉。曾国藩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