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人才观

第21卷第3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21No.32008年5月JOURNALOFNINGBOUNIVERSITY（LIBERALARTSEDITION）May2008——————————————收稿日期：2007-09-02作者简介：张宏洪（1949-），男，浙江绍兴人，宁波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论屈原的人才观张宏洪（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屈原是中国古代逆境人才的典型。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天问》等诗篇中，表达了一系列关于人才的观点，构成了屈原的人才观，其主要内容一是“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二是“求索”与“遇合”并重的人才作为观，三是“去谗”与“改俗”并重的人才环境观。随着屈原作品和精神自古至今的广泛传播，他的人才观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屈原的人才观是我国人才学界应予重视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关键词：屈原；人才标准观；人才作为观；人才环境观中图分类号：I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8）03-0009-05屈原，这位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政治家、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在他传世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极强的人才意识。他的自叙性政治抒情长诗《离骚》开篇八句就气势充沛地写出自己出生的非同凡响，其意就是要告诉读者：“我是一个人才”。在他的“美政”［1］（28）理想中，有一个“举贤授能”［1］（14）的重要内容，可见在屈原心目中人才有着极高的地位。综观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天问》等，可以发现一系列关于人才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屈原的人才观。一、“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1］（3）我已有了这么多内在的美质呵，更加之以修饰打扮外表仪容。这句以“美人”自比的象征性独白，集中地表达了屈原“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屈原非常看重“内美”的涵育。在屈原的诗歌中，“内美”有两层涵义。一层是先天的美好秉赋，如《离骚》开篇处唱到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1］（1-2）（我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我在寅年寅月寅日降生）这种非经自身努力而具有的非同一般的因素。另一层是后天的优秀品质的积养。屈原诗中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1］（99）“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1］（8）“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1］（131）其中的“奇服”、“木兰之坠露”、秋菊之落英”均比喻与众不同的高洁德行，屈原从小仰慕，终生磨炼，长期积累，从不因世道“溷浊”而放弃。对于先天美好的秉赋，屈原只在《离骚》开篇之处以自我介绍的口吻提到，而对于后天的优秀品质的积养，如同乐曲中的主旋律，屈原不仅在《离骚》中多处唱出，而且在其他诗篇中多有奏响。由此可见，屈原看重“内美”的涵育，其关键点在于后者，他主张要成为一个能对祖国、民众做出贡献的人才，必须从小就开始对高洁德行进行磨炼和积养，具有“内美”的素质。正是由于一这观点，因此他十分注意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他在《离骚》中用比喻手法写到对人才的培养：“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原竢时乎吾将刈。”［1］（7）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均为香草，借指贤才。当发现所培养的人才不能“苏世独立”地积养“内美”，反而改变了节操与“党人”去同流合污了，屈原伤感地唱道：“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1］（7）“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1］（19）10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屈原同时又十分注重“修能”。“修能”从《离骚》的句中理解是“修饰仪态”的意思。要注意的是它是在比喻辞格中所用的一个词组，它的喻意是“修养德、能”。理解屈原原意，“内美”是指修炼与积养的结果，“修能”则强调德、能修炼与积养的行为过程。屈原对自己、对贤才都以具备“内美”和坚持“修能”并重要求的，他自己也是这样来实践的。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1］（11）人生各有他乐意做的事情，我独以修养德能为日常的欢欣；即使将我支解了我仍不变，岂是一点点威胁可动摇我的心。可见屈原坚持“修能”的决心何等坚定！因此，他尽管在楚怀王朝因上官大夫等谗佞之人的诽谤而“被疏”，后又因劝谏不要听信秦国的谎言而“见放”，但仍坚持修养德能不放弃：“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1］（11）关于“修能”的具体内容，屈原在《九章·桔颂》中通过歌颂桔树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表达。那就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1］（130）的坚贞的爱乡爱国之情感；“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1］（130）（层层枝条有利刺，圆圆果实挂树枝；青色黄色交相映，文采斑斓令人喜；外色鲜明内朴素，好似担当重任的人）那样的原则性、奉献精神和胜任重担的各种能力素质；“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清醒地独立于世，特立而不随波逐流）的胸怀和节操；“秉德无私，参天地兮”［1］（131）的高尚人格。屈原在《桔颂》中直抒胸臆地表示将桔树作为“长友”、“置以为像”，［1］（131-132）意即愿将桔树长期做为朋友，将桔树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屈原发自内心地赞颂的桔树的种种美好品质，正是屈原认为自己和贤才应该努力学习和修养的。屈原“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在他生活的战国后期具有先进性。比屈原早200年的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这是以所谓的“先天素质”为标准区分人才与非人才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屈原生活时代已有较大影响，比屈原早出生三十年的孟子，就继承了孔子“生而知之”的观点而有所发展，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3］（80）“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3］（307）“人才”就是保存了先天善性的人。基于这种人才标准观，孔子和孟子都主张选拔人才时要讲尊贤，但必须讲出身。屈原的人才标准观，否定了“生而知之”这一理论基础，强调了人的后天的德、能积养，而且既重视已经积累的素质，又重视修炼德、能的行为过程，这样才真正符合了人才培养、成长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人才的出现、发展，有利于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与使用。屈原在他的《离骚》《天问》《九章·惜往日》等诗篇中，多次称颂伊尹、吕望、宁戚、傅说四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屈原按照他的人才标准从前代历史上审视到的令他倾慕的人才。伊尹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后被汤识用，辅助汤攻灭夏桀。吕望当过屠夫，后被周文王识用，辅佐周武王灭了商。宁戚原为贫困的小商人，后被齐桓公发现，用为客卿。傅说原是一个在名叫傅岩的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后被殷高宗武丁用为相。此四人直到今天都仍然被称誉为靠德、能发挥人才作用的典型，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称颂他们的人，这有力地表证了屈原人才标准观的先进性。二、“求索”与“遇合”并重的人才作为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17）“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1］（3）前两句抒发了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后两句表白了寻求遇合机会、愿为君王出力的强烈愿望。考察屈原的所有传世诗作，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屈原渴望有所作为的意识和愿望，其中的主旋律就是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和寻求遇合的强烈愿望。屈原在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才（包括他自己和所有的贤才）一定要为祖国、为民众有所作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1］（4）“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9）当他受到谗毁，遭到放逐，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就产生出极强的要有所作为的紧迫感：“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3）并且用诗歌来“发愤以抒情”，［1］（92）给后世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他对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如尧、舜、禹、汤、武丁、周文、齐桓、伊第3期张宏洪：论屈原的人才观11尹、傅说、吕望、宁戚、伯乐等大加褒扬，对无所作为的当朝壅君楚怀王甚至进行大胆的批评和质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1］（3）“求索”就是屈原谋求有所作为的行为总称。政治上，他求索的是楚王能从谗臣壅塞中“悟过改更”，［1］（89）然后辅佐楚王施行他所主张的“美政”，清除“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1］（4）“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1］（9）“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1］（19）等种种黑暗现象，实现以德为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使人民摆脱“离散而相失”之类的苦难，使楚国“富强而法立”，［1］（124）通过楚国的富强来统一中国。当政治上的求索受到谗臣和壅君的阻碍时，他没有放弃求索，“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所明。”［1］（133）耿介高远的心志必定时有感想油然而生，因此我就诉诸诗篇来表明。这样，就有了屈原在文学上的求索。他继承和借鉴了诸多的中原文化、楚文化的因素，创立了“楚辞”新诗体，并开创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4］屈原求索的结果，也就是屈原的作为，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的话评价屈原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绝非过誉之语。屈原的“求索”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遇合”。他希望“反信谗而齌怒”、“羌中道而改路”［1］（4-5）的楚怀王幡然悟过，重新回到原先的正确路线上来，以便能得到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遇：“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聘兮，来吾导夫先路！”［1］（3）“悟过改更，我又何言？”［1］（89）他反复表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1］（4）可见他希望得到“遇合”的心情是何等迫切。屈原在诗作中多处不无羡慕地赞颂历史上人才和君王“遇合”的事例：“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1］（23）“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1］（73）“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1］（85）“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诸？”［1］（86）“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1］（27）从中可以体会到屈原对“遇合”是多么看重与期待！或许有人会说，屈原这么看重和追求与君王的遇合，正是他历史局限性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显得有点机械。屈原之所以求索、看重与君王的遇合，是与他的政治抱负有关。屈原要实现他的这么大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得到君王的遇合才行。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遇合就是机遇，一个人要有所作为，除了自己主观上努力，不懈地去求索之外，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人力与机遇是人才成功的两个因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人才发挥作用走向成功的一条规律。屈原在自己“求索”的过程中，如此看重和期待“遇合”，是符合规律的认识的具体表现。将屈原的人才作为观置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积极特点。一是屈原追求有所作为是有着鲜明的方向性的，即一定要为祖国、为民众有所作为。屈原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屈原希望在政治上能有的作为，就是辅助君王在祖国实现“美政”理想，其中包括使人民摆脱种种苦难，使楚国“富强而法立”，消除“路幽昧以险隘”等社会黑暗现象。他中年之后因受谗而遭放逐，经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并且当时的世风是“士无定主”、“朝秦暮楚”、“楚才晋用”，他完全可以离开楚国到别的诸侯国去施展才华，但他还是眷顾楚国，“坚志而不忍”［1］（97）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