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如何成功转换职业生涯很多成功的领导者，都曾经面临过转换职业生涯的时刻。美国总统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现任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之前是一个议员，在此之前则是一个学者。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是如此，在成为国务卿之前，她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从国务卿一职退下来之后，又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们是如何成功的转换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了赖斯。她认为，转换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信人不应沉湎于过去，无论你以前当过什么，都不要老想着回到以前的那个自己。必须忘却以前的工作环境，转而适应新环境，要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更容易适应新环境。而且，赖斯认为，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带来一些新技能和看问题的新角度。传统智慧认为，转换职业生涯要遵循一个“三步走”计划，先想后做。首先，搞清楚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接下来，根据思考结果来确定哪些工作或领域是自己既热爱又能够充分施展技能和运用经验的，同时还要从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和熟悉市场脉动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取建议；然后，只要按部就班地实施由此产生的行动计划即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埃米尼亚•伊瓦拉认为，成功转换职业生涯并不是能够事先设计的，往往是先做后想的。那些希望转变职业生涯的人，首先要为自己创造各种试验机会，对自己幻想要做的事进行检验，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新的职业角色。其次，要改变自己的关系网，将触角伸到我们日常圈子之外，去寻找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发掘和培养新自我的人。塑造职业身份这一理念，与我们一向接受的有关选择职业生涯的各种教诲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理念要求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行动，而不是反躬自省；要求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而不是去规划。这一理念要求我们不再去寻找什么“十步计划”，而是直面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一边往前走一边认识了解自己。只有做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你想在这个时候转换职业生涯，阅读这个专题，会对你有些帮助和启发。赖斯：我如何转换职业生涯凭借不畏失败的勇气与毅力，赖斯在艰难时期登上了权力巅峰。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2001年，她被小布什总统任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面对职业生涯中数次跨界的重大变动，赖斯是如何成功转变的？凭借不畏失败的勇气与毅力，赖斯（Rice）在艰难时期登上了权力巅峰，尽管批评家们认为她并不具备必要的经验。35岁时，她出任老布什总统的苏联事务顾问。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临危受命，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2001年，她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经过八年的华盛顿政治生涯后，赖斯重返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任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面对职业生涯中数次跨界的重大变动，她是如何成功转变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此对赖斯进行了专访。时隔8年您又回到斯坦福大学，有何感受？赖斯：感觉好极了。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未离开过斯坦福。我早在1981年就开始在斯坦福任教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回家了。这次我是在商学院教书，以前我还没在商学院教过书，但是我熟悉教书，也熟悉斯坦福，还熟悉斯坦福的体育运动。所以，再转回以前的角色，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离开政界。您的职业生涯有过数次跨界的重大变动。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转变的？赖斯：我坚信，人不应沉湎于过去。无论你以前当过什么，都不要老想着回到以前的那个自己。比如，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苏联事务前特别助理，而是新任教务长。我不是前教务长，而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我也不想顶着前国务卿的名号。我觉得，要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你必须忘却以前的工作环境，转而适应新环境。但是，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会带来一些新技能和看问题的新角度。您从学术生涯中获得的哪些知识对于您在国务院的工作最有助益？赖斯：我觉得有一点必须牢记，大多数组织都不想变革。它们已经体制化了，它们有一套自己的传统、规范和专长，很难改变。我在学术领域所做的许多研究都证明，组织通常在遭遇挫折后才进行变革。成功时，很难让它们变革。而一旦发现不得不变革，往往为时已晚。所以问题是，你如何让一个比较成功的组织去应对新挑战。我对组织发展的研究，对于我领导国务院步入后“9·11”时代的世界大有帮助。我觉得三件事情很有帮助。首先，你必须描述组织过去是怎么成功应对变革和困境的。于是，我在国务院就大谈它在二战后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为成功结束冷战铺路的。其次，如果你能在组织中找到符合变革方向的非主流言论，那会很有帮助。我在国务院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它更多地走出去，减少在伦敦、巴黎等首府做政治报告的人，增加派往喀布尔、巴格达军事基地考察、合作的人，还有在危地马拉高地、莫桑比克艾滋病诊所为那里的援助人员提供支持的人。我发现，国务院实际上历来就有人在贝鲁特、哥伦比亚和叙利亚等地的艰苦条件下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经历端出来说，以前的国务院官员们也做过这些事情。我还会密切关注我们在奖励什么行为。如果你说组织应该做x，可你实际却在奖励y，那么人们就会接受这样的信号。国务院大概有30个左右的奖项是为政治报告所设的，但是为民事/军事合作设的奖项一个也没有，为支持人权所设的奖项也很少。我们所奖励的行为与我们所倡导的国务院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最后，你还必须要看有没有一些障碍在阻止人们做正确的事。在优秀的组织里——国务院当然是一个优秀的组织——人们大多想做正确的事，我认为在斯坦福也是这样，人们不想当绊脚石，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很难去做正确的事。例如，在国务院，我需要阿拉伯事务发言人到巴格达这样的地方去，这就要求他们走出开罗。但是如果他们离开开罗，他们的家人就得千里迢迢搬回美国。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在巴格达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仍能留在开罗。当您从国家安全局调任国务院时，您曾说过，与参谋职位相比，您更喜欢直接主事。现在回顾那段日子，您还是这样想吗？赖斯：我喜欢在白宫的日子。我离总统只有几步之遥，我每天可以看到他六七次。我崇拜他，喜欢与他那样近距离地共事。但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我更像是通过遥控来影响外交政策。“我们能否让国防部长做这个，让国务卿做那个？”所以，你说的对，权衡下来，我更喜欢出任国务卿。有人评价您的管理风格是强调制度、等级有序。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风格？这些年来，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吗？赖斯：我不认为自己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例如，我的办公室大门向几位助理国务卿敞开。他们并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来见我，因为他们是我手下的事务主管，他们是那些必须做实事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些人得到了充分授权。但我不认为国务院的每个人都应该对外阐述美国政策。那会引起混乱。在我第一次当教务长之前，我连系主任都没当过，更别提当院长了。起初，我都不知道如何授权，总是想去把别人的活儿都干了。后来我认识到，这样下去会让自己抓狂，而且那些有能力的人在自己手下也会干不长。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在授权方面有所进步。当您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也就是一家年预算支出近20亿美元组织的首席运营官时，您并没有管理经验。您是如何边干边学，又是如何与那些觉得您自不量力的人相处的？赖斯：还有如何与那些认为自己才应该担任教务长的人相处吧？其实，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很清楚我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何处。我是93年出任教务长的，斯坦福大学当时深陷经济困境——我们仍有1.57亿美元的地震损失无法填补。我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预算和重建校园。于是，我就全力以赴先解决这个问题。我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不过你得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在做决定时要讲究策略，你不能没钱还乱花。当时，我刚走出华盛顿，头上还顶着冷战后苏联专家的光环，真有点放不下架子。我让周围一些我能信任、我觉得能帮上忙的人来协助我工作。在教师队伍中我有一些认识多年的朋友，能做我的耳目，告诉我真实情况如何，我的决定又引起了多大的动荡。您是否觉得有压力，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强悍？赖斯：在第一年里，不仅仅是“证明”，而是“的的确确”必须要强悍。我原本对人非常尖刻。但我从课堂上学到，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击别人，因为这样会让人家不敢做声，全班都会噤若寒蝉。身为一名管理者，我不得不补上这一课。众所周知，您和布什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显然会有一些好处。那您觉得是否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呢？跟上司关系密切，这事可能会挺复杂。赖斯：首先，好处要明显多于坏处。当你在与俄罗斯外长磋商时，你最不希望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而俄方也不确定你是否能代表总统本人。但是，当我转到国务院工作时，就非常有必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成为总统的传声筒。另外一个不利之处是，你必须牢记他不只是你的朋友，他还是总统。您的业余活动，比如弹钢琴、看体育比赛、做运动，这些对您来说很重要，那么这些活动对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赖斯：竞技滑冰、钢琴演奏都需要刻苦训练、严守规则，这样的精神几乎适用于任何工作，因为你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即使失败也要继续前行。但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平衡我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工作狂。我知道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我的确不是工作狂。我对许多事情的热爱要超过对工作的热爱。听到有传言说，您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重大行动是想成为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总裁。赖斯：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告诉现任联盟总裁罗杰·古德尔（RogerGoodell），当我在和俄罗斯、朝鲜政界周旋的那会儿，觉得他那份工作看上去很不错。但现在我到了斯坦福，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就不再觉得那份工作有多好了。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做体育管理的，我觉得那会有很多乐趣。您这一路走来遇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导师和支持者。其中多少是运气成分，多少是刻意为之？赖斯：两者兼而有之吧。我很幸运有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但我也会时不时地主动寻找那些跟我想做的事情相类似的人。我不是一个腼腆的人，我会主动打电话跟别人说，你愿不愿意抽几分钟时间跟我谈谈。比如说，我还是一个年轻教授的时候，我曾打电话约见教务长。没人打电话给教务长，但我打了，他也见了我。当然，你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但是有人支持你总没坏处。人们经常评论说，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充满着信心。在您的内心，是否也像您对外表现得那样信心十足呢？赖斯：我基本上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这种信心源于充足的准备，一流的实力。我的信心还跟我小时候就总是身处必须表现自己的场合有关。钢琴比赛、钢琴独奏、滑冰，这些我原本都做得不大好，但我还是尽力尝试。还有一点可能也非常重要，我在事情还没有结束前不会去想失败的事，到事情结束后，我才会想，哎呀，这件事本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糟糕结果。不要过多地去想负面的东西，别老是想事情会变得如何如何糟糕。那您又是怎么面对失败结局的呢？赖斯：我曾经是个糟糕的花样滑冰选手，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怎样面对失败。你第二天还是必须爬起来，重振精神，继续滑下去。回顾您的职业生涯，什么失误让你最感遗憾？赖斯：我坚信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早点制定正确的伊拉克战略。我还对未能推动移民改革感到遗憾。您最感骄傲的又是什么事情呢？赖斯：我很高兴自己在中东事务上投入了尽可能多的精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实现目标，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勾画出一个不一样的中东。我也学会了爱上中东。您怎么会爱上这个地区的？赖斯：这个地区有很多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人们在挑战传统秩序，但他们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总是采用暴力手段。那里的女性所做的事情也很了不起。我想，在那里，接受先进思想的君主最终会让国家变得更加民主。在中东，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我真的很喜欢去那里。在您所有的旅行中，您还觉得有哪些地方特别吸引您吗？赖斯：越南。这是个年轻的国家。人们很年轻，多数人在30岁以下。它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亲美，尽管我们无权做这样的奢望。这个国家充满活力和创业精神，我认为它即将腾飞。我很想再去那里看看。转变职业生涯：先做后想埃米尼亚·伊瓦拉（HerminiaIbarra）我们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