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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意先生职业生涯访谈——华晨研究院首位技术总监访谈录一、前言：走进张乐意先生的办公室，这是一扇开放式的见方隔段，有十几平大小，一套办公桌，一套会议桌，淡蓝的格调，简单素雅。桌面上摆放着一个笔记本，一个小巧的记事本。我感触到，这样的布局真好，员工可以无障碍地走进来，面对面的沟通。移走一户门，打开一道窗。没有等级，自然平和。这是华晨研究院首任技术总监给我的第一印象。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华晨研究院一纸红头文件下达后，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总监，激起了整个研究院的好奇心，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今天，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向研究院同事们展示一个真实的张乐意先生，而不是一纸红文，凭空猜测。二、被采访人简介：张乐意，华晨研究院首位技术总监。湖北荆州人，童年生活在富饶的江汉平原上。1981年现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毕业，期间，武汉理工汽车系讲师，5年。1989年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机械制造硕士毕业。期间，克莱斯勒吉普车/卡车部引擎研发部4年。1993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199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4年，期间，获得福特总裁颁发的BusinessLeadershipInitiatives奖多次获得福特总工奖项。回国后，曾获芜湖2008年创新团队带头人称号。精通底盘动力学性能开发、NVH性能开发、底盘系统设计。三：访谈录：3.1职业生涯准备期记者：张总监，您好。能不能说一说您的中学生活，您在上大学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张乐意先生（以下简称“张”）：您好，我小学还没毕业，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取消了高考，我的初中和高中每天就是写大字报、参加游行。没有一本正经上过几天课，一直在持续的动乱中。老师都经常被抓到街上游行。学生整天放羊似的疯玩。记者：那么老师无心教学，学生不上课，那您怎么会考入武汉理工学院的呢？张：在长年动荡中，出现一个人，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7年，邓小平先生恢复了高考，11年间积聚的人都在那一年参加高考，当时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甚至我记得，当时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能有三十岁。我就是在这样混合班级中，读完的我的大学。记者：您当初的志愿，就是汽车专业吗？您自己报的吗？张：刚恢复高考时，还有相当的“单位同意”的味道，当时的志愿不是想报哪里就能去哪里，国家分配。我被分配到汽车专业。从那时起，我就与汽车解下了不解之缘。记者：您说过没上过几年课，还能考入大学？那么您是不是比较聪明的呢？呵呵。张：聪明不敢当，我就是很平凡的常人。在上大学中，我之所以成绩特别好，其实我是付出过许多辛苦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童年梦想，就是有一台收音机。那时，一个小收音机，就是我的动力。这种奋斗是一种乐趣，丝毫没意识到清苦。3.2职业生涯选择期记者：81年，你武汉工学院毕业后，您直接参加工作了吗？张：工学院毕业后，我被留校，在教研室做讲师。汽车专业是工学院的重点扶持专业。作为讲师我被派到美国深造。我所在的密西根大学运输研究所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运输车辆研究所。研究所里的研究方向，代表着当时最为前沿的汽车行业理念。我的老师SEGEL教授，所学专业为航空操稳，毕业后主要从事汽车操稳研究，是世界级的汽车动力学先驱之一，是我的启蒙恩师。现在汽车行业上的操控术语就是大多从那里（航空操稳）起源的。我记得，当时我用的办公室，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老师坐过的，我就坐在他的位置，我现在还对当时的办公桌有深刻的印象。记得我在学院任教时，一年之间，由机械工程部分别请来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汽车专家，正是母校这项安排，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一个是来自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Willumeit教授，他所编写的汽车动力学教材现在在国内还很受追捧，当时我二十几岁，我负责接待他。另一位，是日本教授。第三个人，就是我的恩师，SEGEL先生，当时他的年纪就已经很大了。我与SEGEL老师，因为英语交流较顺畅，接触比较多一些，我经常找他探讨汽车方面知识，他看我工作特别肯用心又诚肯，就把我带到美国。出国前，学院给我进行了一次短期强训外语的机会，现在，我还特别感谢母校为我做的一切。我刚去美国不久SEGEL先生就退休了。不到三年，我在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读完了机械制造的硕士学位。在东密歇根大学期间，我是比较幸运的，学位还没拿到，就找到了工作。在美国没有拿到绿卡时，我在咨询公司工作。在美国，正式公司是不雇用没有身份的员工的。89那年，我毕业了，直接进入了美国克莱斯勒研发部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我积累业务及经验的关键5年，同时，我使我适应了美国的环境。记者：打断您一下，从美国大学过渡到美国汽车公司就业，这转变中，您认为你的道路很顺畅吗？你认为顺畅和弯路对人生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张：别看我说的比较顺畅，其实我的生活是比较曲折的。刚才我说了我小时，就想要了一个收音机，这是我们村公社比较奢侈的东西。因为喜欢收音机，我决定做无线电。到了美国后，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我一改当初那种，要从事那种看不见摸得着的行业，我突然间那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在那里修完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当时，我是35岁。我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你说能顺畅吗，只是对我来说，我认为都不算做困难。到美国，表面上比较顺畅，其实对内心思想的冲击，才是一场艰难的内心苦旅。至于顺畅和弯路对人生会产生什么的影响，我没有仔细想过，大致弯路会使人更坚强，顺路使人更难达到性格的成熟。记者：如果再给你一次回美国的机会，你会选择美国吗？张：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美国看一看。在国外，容易实现个人的想法，能按自已的需求做事，活得比较轻松。没有任何人，甚至你的亲人，也不会把他们的想法强加在你的头上。那里，还是比较尊重人个的需求和选择的。举个例子说，你到了西方，你发现自己喜欢电脑，那么即使你40岁或50岁，也还可以去修个计算机学位的。在国外，你想做什么，看到什么合适，就可以去做什么。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点差别。对于个体来说，在国内容易背负上枷锁，情感上的，道义上的，社会舆论上的。这是中国特色，我也能理解接受。就像我现在的一些观念还是很中国传统的。记者：在简历中，您在93年休完了计算机硕士，您为什么在就业时，又选择了汽车呢？张：我在学计算机专业的时候，在班级里的成绩是很好的。不管是平时上课还是考试，我的成绩都没有被任何人落下。但是，经过五六年的美国生活，我开始花心思来思考，把我这些年对未来生活的目标值和期望值仔细排列。我在努力地思考，应丢弃哪些既有的生活价值，增加哪些我所期望的东西。当时，我就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在计算机行业的电控元件、逻辑方面，我的基础是薄弱的，不可能使我在此行业成为一个佼佼者。仅管我在计算机方面还存在很多的梦想，但是我的年龄、体力，我可能终其一生，也不能在计算机行业留下一点业绩。3.3职能生漄适应期记者：当你思想有了改变后，您是如何进入福特汽车公司的呢？张：这与美国经济复苏有关，89年，我首次找到美国白领工作时，李根刚下台半年，老布什上台当政，他伴随美国从极具辉煌的里根时代走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93年年末毕业时，进入了美国的经济复苏时期，克林顿上台，在此之前的两三年，美国的大公司的招聘大门都是对外是基本关闭的。94年，就是克林顿上台的第二年，福特开始对外招聘，我把简历发出去，我很顺畅地就进入了福特公司。记者：在福特中，有哪些新的企业文化？张：企业文化，是什么，举个例子就能理解了。对于个人，他要有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处理方事。那么，对于企业，也是这个样子。福特作为有百年历史的汽车大公司，人员年龄层次就能说明他的凝聚力。从新入职员工、中年、老年，几乎每一个年龄段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比例是相当平衡的，协调的。在华晨，我还可以看到有5年到10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在奇瑞，年龄结构更是年轻，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老员工相当少。在技术上，年轻化的优势是可以创新没有羁绊，劣势是缺少经验。在福特，随着你工作年头的增加，每达到一个时间阶段，你的工资及各方面待遇就会上升到一个相适应的水平，使每位员工都很有奔头。进入了福特，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保险箱，工作越久，你的福利工资就越让你满意。没有后顾无忧，公司一直管到你离开人世为止。他给员工一种归属感。所以，当年的福特员工，工作一段时间后，也有出色的，就进入了管理层，也有心甘情愿愉快地做着具体工作的老员工。记者：心理学家为了让人保持激情，曾经这样工作，说工作就是繁琐、千篇一律，无限的准备、奋斗和厌倦。这是所有工作所必须经历的，不管我们从事什么的职业。您工作这么多年以后，你认为工作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张：的确，工作新奇、抱怨、平淡、适应，是一般工作都要经历的阶段。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创业，初入美国，没有想那么多。只把工作当成一种手段，能让我过上稳定、有身份、福利好的生活。大家都为得到绿卡而奋斗。如果没有绿卡，我们就得回国。这种压力是相当切实的。经常就有没有拿到绿卡而回国的。只有拿到了绿卡，才能享受到与美国人一样的福利。绿卡是一个前提，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所必须的。在海外这么多年，即使拿到绿卡，表面上融入了美国社会，其实在情感上和日常交流中，也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作为异乡人的隔阂。中国人在美国生活，要想收获相同的东西，通常要比美国本土人付出几倍甚至几十位的辛苦。记者：那您在福特公司工作，相当于进入了保险箱，您出于怎么样的考虑又回国了呢？张：这要从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说起，你们都知道08年那年，美国最大的通用汽车，负债820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其实这场经济危机，不管仅波及的是通用、克莱斯勒，其实还有福特公司。您们可能相距遥远，在这里察觉不到。当时，我在福特内部，事后才明白，福特像通用一样，进行了悄然地重组。在三个月内，我们慢慢地发现，一个一个地中国优秀工程师，慢慢地被剥离出骨干层。它没有统一的文件及一致的步调，但是，待我们回头一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可以选择留在福特公司，对于我下半辈子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去。但是，当我想到在未来二十年间一直匀速不发展时，我决定了回国。我认为，人生幸福的结局，不是四平八稳、平淡地安享余生，而是轰轰列列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才是在美国让我学到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另外，通用汽车的破产经验，值得现在中国的国有汽车公司认真品读，吸取教训。除了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家庭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儿子已大学毕业找工作了，我可以不必为养家而有后顾之忧。第三个原因，我本人的身休、技术状态、个人诉求也想有所改变。记者：在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冲击中，你认为在企业，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在自主程度上有区别吗？张：美国的车型经理，会与总经理签一个合同似的文件，项目经理向总经理交付一项新的车型。总经理会给项目经理约定好的资源，人力、资金、设备、工时资源。项目经理对手中的资源有绝对的权利。打个比方，项目经理的手下，做得不好。他们项目经理是不用与总经理打招呼，就直接从办公文件中抽出一张辞退单，说今天下班以后，你不用来上班了。当然，他们不会经常使用这项权利。我就是举个例子。记者：您说的前五年工作是比较舒适的，是不是说，美国人与外藉人都是平等对待的？因为独立宣言是立国文件。张：独立宣言的，您不要去看的。它就是一个政策性的纸面文件。其实，原始群居性排斥在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中国有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文件上，看到什么要区别对待不同种簇、民簇、国家的文件，他有一个可以摆放在阳光桌面上的制度，但是，个人的思维方式上，骨头里，还是另一个样子了。其实，任何地方都差不多，这种歧视永远无法消除。市井习气，富人有时也有歧视穷人的，穷人有时也是仇视富人的。记者：你在福特的14年生活是怎样的呢？张：前三五年，我一直在了解和适应美国的生存环境。对知识的渴求，对外国的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的学习，没有闲暇想什么人生目标的问题。就觉到，当时，很开心地做事，很高兴地工作。忙碌让我没有想到太多。记者：美国福特公司也像国内似的管理这么严格吗？比如打纸纹。张：在福特公司，生活是宽松的，没有硬性规定。原则上，也有一个朝九晚五之类的文件。实际上，你几点钟来都行，是一个柔性的。您把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