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分析论文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分析论文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研究层出叠现，或揭示其史学史的意义，②或考辨其观念源流，③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解读其蕴含的意义。④经过数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题好像陷入停滞状态。换言之，时至今日，如何推进清末“新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纵观已有研究，存在着观念相对保守、⑤视野相对狭窄、⑥文献发掘不够等问题。⑦因此，若能不断更新观念、扩大视野，并在文献梳理与解读方面用功，这一研究主题当能取得新的进展。仅就《新史学》文本而言，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的可疑之处:如梁氏对“历史”的界定前后不一，先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后又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再如《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第1、3号刊出后，直到11号才继续连载。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深入考究其歧异抵牾，会发现这些细微之处不仅折射出梁氏政治思想对其“新史学”思想的影响，①亦透露出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发轫之际面临的重要难题———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本文希望借助“国族”“种族”等概念，②对《新史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并将学术史置入思想史中，探究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推进对清末“新史学”的认识。一、用“国族”消解“种族”: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的史学思考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视史学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学术层面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史学。③戊戌变法、庚子勤王的失败，使他基本失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机会，开始更多地以舆论宣传、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政治。经过数年探索，梁启超逐渐走上“新史”与“新民”的道路。④换言之，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对现代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⑤但《新史学》真正酝酿期当是1899—1901这两三年。这一时期的梁氏，正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戊戌变法的流产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着失落、紧张与愤激的挫败感，还有对满清政权的.疏离感，由此走向反满革命道路;⑥虽然在康有为的压力下表示“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⑦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促使他再次倾向于反满革命;⑧1901年初的预备变法谕令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至7月发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中国积弱溯源论》，⑨并于1902年初创办《新民丛报》“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⑩不过对慈禧回銮归政的期盼不断落空，使梁氏很快又从君宪改良道路向反满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确提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把梁氏此一时期史学思想发展历程与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对比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梁氏对新史学的思考是否会随其激烈变动的政治思想而摇摆?出人意料的是，梁氏此一时期的史学思考，几乎没有随着政治思想摇摆起伏，在纪年、传统史学批判、史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上，都努力地坚守着国族立场，并试图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不过，这种努力坚守及不经意间流露出反满色彩的种族意识，也透露出梁氏内心的紧张与撕裂。“孔子纪年”是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代表性思考。在1899年5月30日《清议报》第16册刊载的《纪年公理》中，梁氏阐述纪年的产生、意义，以及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的缺陷，并以“法其生不法其死”为由，主张以孔子生年为中国纪年之始。此文不仅探讨采用“孔子纪年”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益处，并且将改变纪年的重要性提升到国族存亡的高度，指出“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灹菏现所以如此看重“孔子纪年”，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国族考量。已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等人此时提倡“孔子纪年”，与戊戌变法时期已有不同，其核心在于“为一套藉以厘定中国国族边界、界定国族本质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在“孔子纪年”话语系统下，“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得以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固不在血缘、种性等‘既定的’生物性连系，而端视其能否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为定”。①简言之，梁氏实际上是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只要服膺孔子学说，不论种族，地域，就是中国人。梁氏将国族认同建基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的观点，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夷夏观”的文化取向，在现实中又针对了一些满族或汉族人士提倡的狭隘种族意识。②尽管以文化认同作为国族认同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当时满汉对立与反满意识暗流涌动的历史情势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站在国族立场对传统史学弊端进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时期的新思考。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爱国心“薄弱之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梁氏认为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而朝廷仅为“一姓之私业”。借助这些新观念，梁氏对传统史著的书写内容与评价基准提出了强烈质疑:“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③这篇文章表现出的现代国家观念正是《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的主要思想依据，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亦被《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吸纳。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将批判的矛锋更明确地指向了传统史家与史学:旧史家“不过记载事实”、新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旧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新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所以“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梁氏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于作史读史必须注意的五项内容(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中，中国传统史学“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④将历史书写的主体确定为“国民全部”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并要求新的史学“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促进“国民发达”，非常清晰地反映梁氏此一时期史学认识的国族立场。根据中国国族建构需要予以取舍是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对西方人种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之态度。在《新史学》之前的一些文章中，梁氏已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如《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中西国体的不同，认为“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⑤《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发掘中国何以“积弱”的原因;《中国史叙论》借用了地理学、人种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探讨“地势”“人种”“有史以前之时代”等问题。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梁氏首要重视的学科就是当时所谓的“人种学”。在梁氏看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不能因为“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①换言之，梁氏之所以要重视“人种学”，是因为他在书写历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就此时的情势而言，梁氏自然是写中国人的历史，可是谁是中国人?而谁是中国人问题不仅决定了写谁的历史(中国史书写主体的包容度)，亦决定了如何写谁的历史(中国史书写的立场观念、价值基准与目的)。这些问题都是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而非据西方学说照本宣科。故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梁氏并未盲目地完全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人种问题，梁氏就认为中国的人种演进和西方不同，中国“夏殷以前，群族相竞，迄于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封功臣子弟以外，自余若秦楚吴越，当时目为夷狄，皆与中原异族者也”，但是由于“各种族杂处于内地”，“各族人民早已互通婚姻”，导致春秋时尚班班可考的“西戎莱戎陆浑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长狄等”，“自汉以后，种族之界忽灭，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观”，故中国人不能像西方那样细分种族。②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又以“西人暗于东方情实，谬误之谈”否定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人种问题的结论，指出“中国史范围”中的人种很多，但主要是“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六个，这“六种族”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梁氏还指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③梁氏在此采用确立“他者”的方法来确立“自我”，回答了谁是中国人问题，亦基本解决了写谁的历史问题。在梁氏看来，“中国人”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专指汉族人的绝对性概念，而是一个含义可以伸缩的相对性概念。在西方列强这个“他者”存在的前提下，苗种、汉种、图伯特、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种皆属于“自我”，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也即都是中国人。不能不说，这种国族的考量，与反满革命者“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的种族考量，有很大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阐述这些思想时，尽管总是站在国族的立场发言，但读者又常常能感受到他的汉族种族意识，如上引“吾辈庞然汉种”的言论。再如他从族类竞争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从黄帝至秦之一统定为“上世史”，为“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此一时期“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从秦至清乾隆末年被定为“中世史”，为“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此一时期“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从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为近世史，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⑤甚至在有些表述中，他仍会不经意流露出较强烈的种族主义，如“异种他族践吾土而食吾毛，亦瞯然奉之为朝廷，且侈然视之为国家”等语。⑥这些表述，较清晰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汉族归属感，亦可感受到在他努力调适种族意识与国族认同的同时，意识上依然存在紧张与撕裂。简而言之，《新史学》酝酿时期的梁启超，虽然未有意识地思考历史书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但已经在多个方面触碰并探索这一问题。他在急剧变动的政治情势中，避免自己的史学思想随着政治思想摇摆，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用国族立场融合种族意识，用国族认同消解族群分歧。较为显著的例子是，在历史书写涉及人种、领土等问题时，梁氏此时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思路发言。这些思考如能继续发展，自然会对梁启超构思《新史学》起到很好的助推。但是，1902年春夏间的梁启超，对满清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亦因其反满思想更为激进而受到严重挑战，并可能影响到《新史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