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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03年9月15日清晨不到7点，我带着朦胧的睡意，从北京上地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机场人头攒动，和几个月前SARS肆虐时期几乎空无一人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美国联航的波音777班机内，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麻烦暂时留在了国内。飞机离开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这也是我十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时走的航线，往事不禁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如丝如缕。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转眼十年。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的种种设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炼，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也有许多变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岁月之中。也许应该抽点儿时间认真整理一下了，不为自恋和消遣，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或许未来的十年，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十年。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闲暇时光，陆续地把过去经历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引发的相应思考写成了文字。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收获-性情的修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营企业，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本来这些文字并没有公开的打算。几个好朋友看过后，建议我不要束之高阁，应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个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些注定会被历史忘掉的人，不过每个人因为职业选择和非职业的选择形成的人生波澜，其实和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实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不过换了另一副面貌，即使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葛也有人生大义存焉。人总是在不断反省的思维习惯下才会记录下那些对自己最触动、最深刻的事件和人，从书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生命细节，也诚恳地记录下自己的获得，只有在诚恳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悟，对于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年轻的职场初入者，对那些和我有差不多经历的管理者会不会有点滴的帮助。不过我想，成长中我们可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也许有相似或不同的感动和领悟。我喜爱一些关于品质的说法，与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过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种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成分。第一章在美国工作的半年，使我在自身的性格方面接受了多方面的锤炼，基本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也对产品开发和管理有了粗浅的认识。最幸运的是，我有幸在周博士，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领导下，亲身经历了一段创造奇迹的时光。本质转变-从学生到社会人。一、初到美国1993年的12月17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迹于商业之中。我当时的身份是总工程师的助手，同机还有三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另一个是我在大学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但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一次在洛杉矶出关的经历，让我至今都对美国海关有一种反感。我们五个人竟然被当做嫌疑犯，被美国海关人员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们的TRW的工程师Pete。相比之下，中国人总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我们的海关对老美们是否太nice了？我们五个人，当时是肩负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TRW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当时美国的国防企业，在前苏联解体的影响下，结束了冷战带来的黄金时代，也被迫开始了军转民。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电视用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二、理性地工作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小型国防企业，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离开了熟悉的信号处理专业，加入到这个公司。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行事特点。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诸多未知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体验完海关的百般刁难，在北京分别几个月后再次见到Pete，双方都倍感亲切。这也是Pete他们第一次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合作，这在冷战时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打乱仗的美国同行秉性的转变之一理性地工作开始的轻松，随着新年的到来很快就结束了。TRW合作负责人周博士，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非常看好电视加密收费系统（DTS/DTD）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在他一再坚持下，我们立刻改变了工作重点，将其他的项目后延，双方全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中。为此，我们马上从国内又调了谭自强来美参加这个项目。谭自强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精通电视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是国内电视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说来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从清华的一个公司辞职。我们在出国前还是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准备的：带来了相关的产品、关键器件及开发工具。当李平把他们在国内开发并投入市场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时，看着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费品造型特点的产品，我真的有点吃惊。尽管我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一部海军用的新型雷达的设计和生产，但是对于家电产品却一无所知，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做的事情。且不说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其外形设计和制造，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没有想到，他们比我先工作了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能设计生产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产品。当时我的心理落差相当之大。因为我毕竟是当时我们班，甚至是全清华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看着他们设计的产品，同窗了七八年的同学，在我的眼里竟有了一种神秘而陌生的感觉，真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我的自信心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TRW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基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项目开始，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系统设计。这个过程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大吃了一惊。整个系统的设计，是以会议形式完成的。大家各抒己见，Pete负责在白板上记录整理，定不下来的部分，就先画一个云彩样的轮廓，以后再说。他半开玩笑地说：Wearedigitalguys，analogstuffistoocomplicatedtous.Wejustleavethemthereforthemoment.（我们是搞数字电路的，模拟电路的东西太复杂，先放一放，以后再说）产品系统设计居然就在这个基础上启动了！这和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对于国际一流公司应有的做事方式的想像，反差太大了。如此紧张的时间，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此艰巨的任务，就用这种方式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在心中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的工作也基本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完全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计划周全和井井有条。我们很快产生了对他们的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而且他们的个人能力也相当平常。毕竟我们都是清华的毕业生，一对一地看，他们好像真的还不如我们。系统设计完成，便开始了电路设计。双方出现了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彼此都说这是对方应该承担的任务。因为我不清楚双方谈判的情况，便去问李平。李平告诉我，按合同规定应该是他们来做。由于李平和Pete谈不通，我便直接去找周博士。周博士在看了合同之后说道：这种问题在美国是最好解决的了。把Pete给我叫过来！Pete一进会议室，周博士便把双方的合同放在了他面前，Pleasereadthisparagraph.（请看一下这段话）周博士没有一点客气便直入主题。Pete看清合同的相关内容后，竟然没有任何的废话，说：OK,I誰ldoit.（好的，我马上做）这个局面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找周博士之前，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双方已经僵持了两天时间。我自己猜测，Pete至少要辩解甚至是胡搅蛮缠来为自己找台阶，而且可能对我们下面的合作产生副作用-我们的做法太不给他面子了。随后的一切证明我完全错了。Pete他们不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们。尽管我在悉尼有过两年的留学生活，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在哪里学校都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随后紧张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回味Pete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发了我的转变。我开始认真地观察美国人，思考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心中的偏见开始一点点消融。我开始逐步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开始向他们学习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与人相处。几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Pete的启示》，讲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三、Pete的启示Pete的启示1993年圣诞节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我与领导和同伴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异常紧张的项目突然陷入了停顿。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Pete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得十分友好，但是我们在背后却常常表现出对美国工程师的轻视。普通的美国人确实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半年之后，样机试验完成了，我们回到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隆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Pete的事情。我不禁问自己：如果Pete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这聪明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并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在赛跑。美国人普遍单纯，自然有其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