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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有人称之为次学科。它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三个本源学科的联系和碰撞中诞生的。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涉及三大学科的研究领域，关注的范围极广。另一方面，就其诞生的时间而言，它又是绝对的后生晚辈。政治学的历史同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一样漫长，经济学的鼻祖可追溯到工业革命萌芽阶段。国际关系学相形见绌，但也可以号称有近百年的沿革。而一般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脱颖而出。那么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到了70年代这个学科会异军突起？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后起学科发展如此顺利，迅速成为西方大学的必开之课，为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呢？我们可以从两种力量当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潮流的变化，它提供了智力基础，可以被描述为推力。二是国际关系课题的变化，它提供了实践基础，可以说是拉力。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正值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之时，这是在国际研究中政治经济长期分离的关键原因。在18、19世纪，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政治经济研究是一体的。自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命名自己的著作之后，西方学者，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雷德里克·李斯特、卡尔·马克思都把自己的学术领域称为政治经济学。他们很自然地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政治社会现象，或者探讨政治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过到了19世纪后半期，政治与经济研究渐行渐远，逐渐分离成两大门类。造成这一分离的主要是当时席卷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专门化趋势。自然科学大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强烈地震撼和深深地吸引着观察人类社会的学者们，使他们以加入真正科学的行列为荣。关于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阐述应运而生，提醒大家模仿自然学科成功的先例，从建立一个单纯的分析对象做起，各自发展一套基本概念，分析它们的因果关系，以求得真正的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经济学做得最彻底，也最有效。经济学界不仅放弃了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把这些工作留给史学界和社会学界，而且有意识地与政治划清界限。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悄然出现。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本集大成之作，正式放弃“政治”这个形容词。自此之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者有意识地把经济现象从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隔离出来，假设一个纯粹的经济时空作为分析对象。在这个空间里的活动者（或称经济人）有如下特征：首先，他们完全自由自主，只根据个体利益对市场信号作出反映;其次，他们性质均一，因社会地位、文化环境、人类组织而产生的差异被认为是细支末节，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方式;最后，由这些自由且一致的活动者组成的经济结构同样是灵活的，只是按照个体选择的结果被动地变化。这个纯粹的空间排除了其它社会因素的干扰，尤其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众多的理论模型，并且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中借鉴分析方法，与政治学日益形同陌路。经济学家也不再承认洛克的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源泉，而只奉斯密为开山鼻祖。这样也就放弃了与政治学共享的智力渊源。不过，推动西方经济学者对政治学采取决绝态度还有一个微妙因素，即马克思的影子。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以强调政治经济相互作用而见长，也正因为如此它很快走出书斋，在改造社会的运动中锋芒毕露。主流的西方学者不愿牵扯实际的政治斗争。他们虽不至于排斥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他的研究思路却避之尤恐不及。很长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遭到冷落，似乎成了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标记。也只有他们仍然坚持政治经济结合的分析方法，而被学术界主流严格排斥在经济学界的核心之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曾被问到他最有影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省略了什么东西，回答是“阶级斗争”。1这反映了西方学者刻意回避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心态。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早期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当时最有影响的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的著作名称说明——《国家间政治》，即只有主权国家被视为国际行为体，只有它们的政治活动才有分析价值。学者们习惯于从经典的政治哲学论著里寻找灵感，对经济学产生的各种成果漠不关心。由于20世纪世界不断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战争与和平自然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核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心问题。与此直接关联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冲突被国际关系学界称为高政治课题，是分析讨论的焦点所在。相形之下，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被视为低政治课题，很少得到系统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此时人文和社会领域的学术潮流发生了逆转，由推崇专门化分散研究，变为追求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碰撞，以寻求新的学术突破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分离多年之后，分别建立了若干基本模型，但在用来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时候却往往有所欠缺。即便是成就斐然的经济学也承认，自己建造的理论模型日益简洁和具有数学的美感，但因为不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社会、心理因素，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相去甚远。一批对此感到不满的经济学者开始重新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并且把政治活动纳入视野。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安东尼·唐斯(AnthonyDowns)、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尤其强调要打破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界限。他们指出所谓“政治人”和“经济人”其实就是同一个人，设想前者只在市场上活动并追求私利、后者只在公共舞台上活动并追求公共利益是不合理的。他们宣称要回归托马斯·霍布斯和本尼迪克·斯宾诺沙的政治哲学传统，追溯詹姆斯·麦迪逊和德·托克维尔的政治学源流，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2采用跨学科方法使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分支学科，除公共选择学派之外，还形成了法律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它们一致主张结束政治经济研究的分离状态，因此被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政治经济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为主流学术界重新采用。人文社会领域学术潮流的变化、政治学与经济学的重新结合对国际关系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开始尝试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分析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并且很快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理查德·库珀在1968年的著作中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概念，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70年出版的《权利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一书中则初步探讨了霸权稳定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假2（美）丹尼斯·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说已经成形，为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中的变革直接催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中接连发生的三个戏剧性事件。它们使原来的低政治问题逐步从边缘进入国际关系的核心，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首先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功扩展。它促使学者去探讨为什么西欧国家的整合获得了成功，而几乎同时进行的东非、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却受挫。他们认识到欧洲领导人的决定是政治、经济、国际环境三方面的力量相互推动的结果。西欧国家希望在美苏两极之间保持独立地位，希望能够在安全领域相互支持，这促使它们在经济谈判中采取妥协和合作的态度。而经济合作的成功反过来又增强了它们的相互信任，形成了联合自强的势头，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相比之下，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感受到沉重的安全压力，仅仅是经贸利益互惠不足以推动它们的经济合作，而未能获得经济合作的成果又阻碍了一体化的全面展开。这些解释形成了一体化理论。它的许多具体假设后来没有得到实践的进一步支持，但它及时发现了世界事物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交融。其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原本是美国在二战结束时设计的，而且在其运行过程当中美国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却单方面地宣告了它的终结。对于尼克松总统的决定仅从国际政治或者是国际经济的角度都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国际政治而言，美元在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是美国霸权的支柱，美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自毁长城呢？就国际经济而言，现代金融活动的关键是信心和信用问题，破坏信用很容易，而树立和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则需要时间，在没有就新体制作出任何安排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为什么要武断行事呢？只有结合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够理解尼克松的决策。他的政策选择按单一的标准衡量都不是最优的，但综合起来看可能又是最现实的选择。再次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在整个危机过程当中，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始终交织在一起。中东产油国决定提高石油价格既是为了对西方国家施加政治压力，要它们放弃亲以色列的政策，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收益。而它们的行动既改变了地缘政治关系，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使各国政府重新认识权力和财富之间的联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上述三个事件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各国领导人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作出经济决定，而这些决定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而且改变了国家关系和国际格局。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迅速明朗化，不仅使不少经济学家为之动容，而且震动了持传统观念的国际关系学者。一批青年学者敏锐地接收了这个信号。1970年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苏珊·斯特兰奇发表了广受关注的文章：《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明确地批评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政治经济分离的现象。同年6月，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了关于跨国关系的讨论会，后来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这可以说是标志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型的一次讨论。参与者并未提出系统的理论，学术渊源和理论倾向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主张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察角度，将视野扩大到跨国层次和非政府层次，并且预言未来的焦点问题将是经济技术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冲击，经济技术变革将左右国家的相互关系，经济问题既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将冲击整个国际结构，因此开创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已经势在必行。31971年，《国际组织》以一期特辑发表了他们的观点。这些最初的呼声后来被编辑为《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它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由于顺应了学术潮流的变化，又直接面对国际关系当中的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相当迅速。不过十馀年间，相关学者已经完成了对基本概念的讨论，发展出各成系统的假说，提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理论。苏联、东欧的变局和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一再验证了这个新生学科的预见性，使它成为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有活力的门类之一。3彼得·卡岑斯坦、罗伯特·基欧汉与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组织”与世界政治研究》，《国际组织》，1998年第4期，第654—656页。(PeterJ.Katzenstain，RobertO.KeohaneandStephenD.Krasn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ndtheStudyof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52,4,Autumn1998)第二章国际贸易体系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起源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市场形成之前，跨越国界的贸易早已存在。不过当时跨国贸易的主要目的还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模型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假设运输费用低至可忽略不计，假设有关贸易的信息可以迅速交流和沟通。而这两个条件在16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此前的国际贸易成本高昂，收益没有保障。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山地、沙漠，还是环绕非洲海岸的航行，风险都很大，而需要先期投入的费用惊人。结果，只有相对稀有而且便于携带的商品才会进入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