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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国际贸易体系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起源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市场形成之前，跨越国界的贸易早已存在。不过当时跨国贸易的主要目的还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模型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假设运输费用低至可忽略不计，假设有关贸易的信息可以迅速交流和沟通。而这两个条件在16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此前的国际贸易成本高昂，收益没有保障。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山地、沙漠，还是环绕非洲海岸的航行，风险都很大，而需要先期投入的费用惊人。结果，只有相对稀有而且便于携带的商品才会进入国际贸易，比如丝绸、香料、金银，以求一旦交易成功能够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由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舶来品，跨国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限。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贸易只是偶尔影响一个社会的风气。更普遍的情况是，国际贸易只能改变上层社会的时尚，平民百姓的生活并不受冲击。各国从跨国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也不明显。所以明清皇帝可以毫不迟疑地发布禁海令，令日本商人十年一贡，而且“船只两艘，人只二百，违例即以寇论”。当日本人请求缩短贡期时，中国官吏指出批准他们定期贸易已经是天朝上国的恩典，他们的倭刀、纸扇对中国而言是可有可无的。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含义。工业化带来了新产品，并且普遍扩大了生产规模，使以前的奢侈品走进大众市场。不过更为关键的是，新技术带来交通和通讯领域的革命，使大规模的定期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是蒸汽机在陆海运输当中的应用。19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开始铺设铁路，快捷的运输网络逐步形成。与此同时，轮船与帆船展开了竞争，发起了海上运输的革命。远洋运输费用在1815—1851年间首次出现大幅度的全面下降。现代的运输方式不仅降低了运费，缩短了贸易时间，而且扩大了运货量，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性。国际贸易的成本降低，它涉及的商品也不再限于奢侈品，不再仅限于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只要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够创造贸易收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贸易的主体，贸易对于国民经济开始产生普遍的持久的影响。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出现了。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1873-1914）贸易体系形成之后，国际贸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成长。1800—1913年间，人均世界贸易值以每十年33%的速度增长。其中1840—1870年的高峰期，曾经达到每十年53%的增长率。1贸易增长的速度首次超过了世界生产增长的速度，标志着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千丝万缕的贸易联系给参与国带来明显收益，也促使国际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不断拓展。从广度上看，获得独立的拉美国家纷纷加入体系，其中部分国家得以依靠国际贸易迅速致富。以阿根廷为例，因为土地辽阔，气候温和适宜，它得以大量向欧洲出口羊毛、谷物和肉类产品，到19世纪末其人均收入已经高于西班牙、意大利，与德国和荷兰处于同一水平。2同时，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不再只满足于控制贸易港，而争相向亚非内陆扩张殖民帝国。促使他们态度变化的主要是多种经济作物跨区域移植成功。特别是热带地区，原本森林密布，既难以进入，又缺乏有贸易价值的产出。而在19世纪后半却陆续发现了适宜当地气候的作物，例如橡胶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茶叶从中国移植到斯里兰卡，可可被引入加纳（原称黄金海岸）。这些国家的经济价值迅速提升，也被西方殖民者拉入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在国际贸易体系不断扩张的同时，位于体系核心的西方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其国民经济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密切联系表现为：第一，各国相互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此之前，国际投资数量微乎其微，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济几乎毫无影响。19世纪的前50年，累计国际投资额仅为4.2亿英镑。从1850—1870年，这个数字翻了三番。到1900年已经增加到47.5亿英镑，到1914年更达到了95亿英镑。3跨国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外国投资成为本国发展的动力，本国同样利用海外投资机会获取利益，加速财富积累。第二，西方各国都加入了工业化进程，它们之间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分工。19世纪初期那种英国向欧洲大陆出口制成品，其他欧洲国家向英国提供农产品的模式完全被打破。新的分工出现在初级生产和制造业之间，前者包括原材料加工、木制品、陶瓷制造等等，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金属制成品、机械产品、化工产品生产。成熟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则更加细致，跨越国界的生产已经很常见。第三，劳动力日益频繁地跨越国界。在1821—1915年间，4400万欧洲人加入了移民行列。4在移民当中，了解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占的比例不高，但他们对技术扩散的推动作用相当明显，他们的到来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模仿发展提供了机会。欧美各国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别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当然，相互依存最突出的标志是各国的价格相互影响，同步波动，出现了相似的经济周期。也可以说，欧美经济在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方向发展，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越来越明显。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国际经济当中的第一次相互依存时代。1肯伍德和洛赫德前引书，第60页。2佩克前引书，第105页。3肯伍德和洛赫德前引书，第21页。4艾默里·费伦茨和沃尔特·威尔考克斯编，《国际移民》第1卷，纽约：NBER，1929，第236-288页。（ImreFerenczi.andWalterWillcox，editedonbehalfofthe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ternationalMigration,Vol.I,NewYork:NBER,1929.Pp.236-288）第二次相互依存时代（1945-1989）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经济在30年内再次面临重建秩序的任务，而此时各国的经验比一战之后要丰富多了。人们既经历过注重绝对获益的合作时代，也经历了注重相对获益的竞争时代，对两种选择的利弊都有了切身体验。当时的西方舆论明显怀念19世纪后半期的相互依存，而战争给国际经济联系带来的变化也支持这个选择，这与一战之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战后国际合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美国。当时的美国实力超群，又对大萧条和国际经济中的恶性竞争记忆犹新，有能力也有决心推行自由贸易原则。战事仍很激烈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和英国就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进行协调。美国领导人认为美英对20、30年代国际合作的失败负有责任，美国的错误是坚持收回欧洲各国的欠债，英国的错误是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帝国市场之外，直接刺激德日铤而走险。要保证新制度成功，美英一定不能重蹈覆辙。在罗斯福总统的坚持下，美英1942年达成的互助协定载明：美国将在战争胜利后取消互助帐目5，同时承诺取消保护性的高关税，英国则保证取消英联邦特惠制。这表明了两国一致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态度。美英互助协定构成了此后一系列双边谈判的基础。也可以说，第二次相互依存体系是两国经济官员共同设计的产物。美国坚持“多边和无歧视”的原则，即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将在统一的国际组织框架内集体谈判，而不是象第一次相互依存时期以双边协议为主。战争期间美英交涉的重点是货币制度，但两国政府同时也就许多贸易领域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比如应当在战后立即着手削减关税，取消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授权未来的国际组织解释贸易规则并裁决争端等等。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倡议下，参与组织联合国的50多个国家从1946年起在伦敦、日内瓦、哈瓦那等地连续举行贸易会议。他们首先于1947年10月完成了削减关税的第一轮谈判，23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关税及世界贸易的总协定”，确认了若干贸易规则和首批减税的范围。减让关税涉及4.5万个小项、100亿美元的贸易货物，占当时世界贸易额的1/5左右6。而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国又于1948年3月制定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亦称哈瓦那宪章，确定了国际贸易管理的正式框架。各国最初的设想是，关贸总协定将在宪章正式生效之前发挥过渡作用。哈瓦那宪章得到各国批准以后，国际贸易组织应当作为管理国际经贸的核心机构来运行。但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继罗斯福之后担任总统的杜鲁门威信不高，共和党人借国际贸易问题批评他无力维护美国权益，国会中保护主义呼声高涨。杜鲁门直到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之后，才决定把国际贸易组织宪章提交国会讨论。但美国国会拒绝把它列入议程。1950年杜鲁门政府宣布不再请求国会批准宪章，宪章的批准程序终止。由于缺乏核心国家的支持，国际贸易组织胎死腹中。不过比起一战后的国联章程也算是幸运，因为美国国会毕竟没有否决宪章或协定。这样，美国总统可以利用贸易法案的常规授权，在关贸总协定框架内发起减免关税的谈判。临时性的关贸总协定阴差阳错地成为第二次相互依存时代的核心贸易体制。在关贸总协定体制下共进行了8次关税减免，体系内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从40年代的5互助帐目记录了美国在战争期间对其盟国的援助，其中援助英国的物资为主要部分。正式的取消援助帐目协议在1945年12月达成，美国共勾销了220亿美元的租借项目和12亿美元的援助项目，其中英国一国就占到160亿美元左右。罗斯福总统表示，“不应使任何国家因其盟国的战争努力而致富”。6钟兴国、林忠、单文华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新体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接近40%降到80年代末的5%左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因此获益匪浅。1950—1988年期间，世界贸易只有三年出现了下降（1958、1975、1982）。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1953—1963年，初级产品贸易增长44%，制成品贸易增长83%，而同期农业生产仅增长22%，制造业产出也只增加了54%。自1963年到1988年，世界生产总计增长150%，而同期国际贸易总计增长了275%。7国际贸易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次相互依存体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第二次相互依存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解决了前一个体系的两大难题：即政治基础和思想观念问题。象前面分析过的，第一次相互依存体系范围虽广但根基不稳。在19世纪末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广大的亚非内陆地区并未卷入国际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众多的亚非国家完全是被欧洲列强武力胁迫，不得已才接受了各种经贸制度的约束。它们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反抗强加于自己的不公平待遇。除英国之外，其他欧美国家在加入体系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这些国家内部没有象英国那样发生理论交锋，或激烈的政策辩论，因此未能形成支持贸易自由的稳固根基。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两个重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很容易带来政策的倒退和逆转。相比之下，第二个体系范围缩小，但基础要稳固得多。加入体系的国家都是自愿选择相互依存，都认识到支持自由贸易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体系内的国家数量一开始并不多（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23个，到1952年增加到34个缔约国），但它们代表了世界经济的主体（34国控制世界贸易的80%）。8所以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比起前一个体系有增无减，它的实际成就也超过了前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关贸总协定体制成功的基础是其一缆子谈判机制，即我们所熟知的各个贸易谈判回合。由于有众多国家参与，包括很多议题，每个回合都历时甚久，但这种多边协商过程比之双边条约体系更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7肯伍德和洛赫德前引书，第288页。8佩克前引书，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