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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国家间的竞争竞赛规则与标准前面两个章节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关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金融和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那么一般认为，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形成。导言中已经指出，没有自由市场谈不上世界经济，同样，没有民族国家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欧洲30年战争，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并且提出了现代国际关系最初的基本原则：一、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行为主体是民族主权国家。二、只有国家才拥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这是由国家拥有主权这一基本属性所决定的。三、主权是不能割让的。1民族国家刚刚登上世界舞台就已经表明，它们将遵循一套前所未有的行为准则。在此之前，国家间的竞争有如在封闭的角斗场上展开，相对获益是判断胜负的标准;在此之后，国家间的竞赛逐渐演变成超长距离的马拉松，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一样成为核心的游戏规则。推动这一变化的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和生产能力的飞跃。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对公元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进行数量分析，明显可以看出，17世纪成为前现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的人均产出没有变化。即便是实现初步增长的16-17世纪，人口增长率也仍然高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把更多的臣民纳入麾下，来提高生产能力，积累更多的财富。所以前现代的统治者总是忙于开疆拓土，各国之间的边界基本是不固定的。王朝国家的崛起和灭亡屡见不鲜。统治者之间的往来以礼仪为表，权谋为里，心照不宣的共识即成王败寇，谈不上有什么法理规则。低效率的政治实体被无情地淘汰，能够在组织或军事技术上获得突破的统治者则建立疆域辽阔的帝国，只有在征服的代价超出收益的时候，扩张才会停止。不过即便在稳定的大帝国里，传统农业生产也无法突破环境和资源的限制，无法逃脱收益递减规律。人口增长迟早会超出环境容纳的极限，使帝国盛极而衰。追求绝对获益，通过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来获得财富和安全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的财富从整体上看增加极为有限，各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瓜分财富上面。“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只有使他人有所失，自己才能有所得。”2追求相对获益是前现代唯一的逻辑。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生活的面貌，历史上首次出现持续增1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2（美）沃尔特·罗斯托著，黄其祥,纪坚博译，《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长现象，人均产出的增幅开始超越人口增长。特别是在19-20世纪，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高速增长。全球人均收入从650美元增加到5145美元，增加8倍，世界产值增加了40倍，出口量增加了540倍。国家间的竞争也随之出现全新的局面。因为在固定人口和领土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也可以不断积聚财富。善于提高经济效率，适应世界市场的国家所聚集和使用的资源，远远超过领土扩张所得。追求绝对获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现实选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出现的，它体现了各国适应新竞赛形式的努力。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际体系，遵循完全不同以往的竞争规则。第一，参加竞争的应当是民族国家，各国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最低限度是不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在此之前，竞争者主要是王朝和帝国，掠夺、兼并、征服是可以接受的竞赛方式。第二，民族国家享有不可分割、不可让渡的绝对主权。主权对内以公民权利和财产权为基础，对外以国际法律和条约体系为保障。它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间展开绝对获益竞争的基石。如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阐述的，主权原则出现后，即便在战争状态下，经济权益也可能得到维护。“一个主权者同另一个主权者进行战争，至少不是同非武装的人进行战争。战胜者夺取国家的财产、公共的财产，而（战败国的）个人仍保持自己的财产。”3第三，作为主权原则的延伸，国家的领土和边界基本固定，认定公民身份有了严格的程序。只有得到相关国家认可，才能作出调整。扩张领土、掠夺人口从经济上说没有必要，从政治上说代价高昂。以绝对获益为核心的规则不仅为各国政府接受，也很快得到各国国民的认同。能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成为评价执政能力的关键，这是现代经济形成前所没有的观念。以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的话说，只是在最近的400年，人们才习惯了迅速的经济变化，并且以持续的经济进步作为理想。4在传统社会里，经济繁荣的标准是静止的：轻徭薄役，五谷丰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众视之为盛世，心满意足，而不会渴望不断、迅速地积累财富。现代经济出现改变了数千年延续的模式，高速增长的观念日益流行。政府必须保证生产不断扩大，国民福利不断提高。不过在绝对获益观念流行的同时，相对获益并没有被淡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前现代时期更为普通人所重视，因为市场力量扩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美国经济史学者戴维·兰德斯指出，18世纪中期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1.5:1或2:1。到了20世纪末，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5以国家总体实力而论，1820年的十个经济大国中间，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名列前茅，美国第九，普鲁士第十。到20世纪80年代，美、日、徳居三甲，英国勉强保住前十名的位置，中国和印度已经落后。6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是淘汰赛，但落后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公众随时能感受到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促使他们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不仅要实现绝对获益，而且要实现相对获益;不仅要持续增长，而且要赶超其他国家。结果，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因落后而消亡的国家极为罕见;但因为不能达到国民的期望值，而失败垮台的政府则层出不穷。在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要分出上下高低。3转引自李家善，《国际法学史新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4（澳）海茵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著，唐宇华、吴良健译，《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5（美）戴维·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4页。6OECD研究报告“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时期”，安格斯·麦迪逊执笔。国力盛衰的根源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是国力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军事实力、科研能力、组织效率、文化影响力无不以此为基础。早期的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是保证持续增长的三个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创新、制度因素、社会文化传统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有效调动和使用这些增长要素。这也造成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差距悬殊。有些国家事实上还处于前现代阶段，有些国家的增长不断出现波动和反复，只有部分国家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而其中能够保持领先地位的更是屈指可数。长期看来，增长能力的高下决定了一国的国际地位，也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