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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全球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何谓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这个概念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风行世界。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出处1，也没有人能够描述它流传的过程，大家所看到的是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发达的北方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南方国家、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讨论中，全球化都成了热点话题。而晚至80年代末，这个术语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全球化概念之所以能够戏剧性地流行，是因为它表达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身处时代的共同感受。首先，人们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深刻而迅速的变化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对变革的方向、程度、速度有不同的估价，对变革是否合理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无人能够否认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迁。这些变化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进程，不管喜欢不喜欢，人们的生活将被重新塑造。即便是严厉抨击全球化趋势的人也会承认，变革的潮流来势汹汹、无孔不入，是很难抵御的。其次，人们普遍认为此次变革的特点在于突破界限、扩展空间。如罗西瑙所解释的，全球化在政治领域促使权威、政治和利益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在经济领域促使生产、贸易和投资向原产地以外扩展，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则将观念、规范和习俗扩大到它们的原生环境之外。2如果说现代化的特点是时间性，全球化的特色则在于空间性。不过全球化概念的优势也恰恰成了它的弱点。它能够代表广泛的共识，但作为分析性的术语却失之于宽泛。对其确切定义各界人士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有一定影响的定义已不下百种，可以大致分为狭义解释和广义解释两类。主张狭义解释的学者大多认为全球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其他方面的变化可视为经济全球化的连带产物。比较极端的看法甚至称只有经济全球化是切实的进程，其他名目的全球化无法测度，有人为夸大之嫌。因此他们主张从经济角度简单而明确地定义全球化。比如克鲁格曼就提议根据世界贸易增长率和世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全球化，如果贸易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生产增长速度，表明全球化进程存在并发展。相比之下，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使用的定义更全面一些，即全球化意味着产业和服务业行为（如研究和开发投入、生产和分配资源的使用）及跨国界的公司网络（如通过合资和共享资产）的地理扩散。3主张广义解释的学者则坚持全球化是包罗万象的复杂进程。经济全球化可能是其中昀引人注目、甚至是昀重要的方面，但它绝不能代表变革整体。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的全球化并不只是经济变革的后果，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政治或观念更新先于经济变革发生，是政策1一般认为，昀早使用“全球的”(global)一词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出版的《格登伯格的群星们》(MarshallMcluhan,TheGutenbergGalaxy：themakingoftypographicma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62)一书中创造了全球村（globalvillage，也翻译成地球村）的概念，描述通讯技术的突破进展带来人们的共同时空观念。后来这个术语又被绿色和平主义者借用，以支持其终止核军备竞赛、共同保护地球环境的主张。很明显，他们的侧重点与90年代的全球化概念是不同的。80年代前期，开始有一些经济学者使用全球化一词。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奥多尔·莱维特(TheodoreLevitt)。但没有公认的创始者。参见梁展编，《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2詹姆斯·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和矛盾》，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3转引自（美）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陈意新译，《新华文摘》，2001年第5期，第165-166页。调整启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4所以他们主张定义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且不能局限于描述表面现象。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定义因符合这一思路而被广为接受，“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种种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增强，它使各种本来天各一方的地方性联结在一起，以至此地发生的事情要受到遥远的地方的事情的制约，反之亦然。”5这个解释比较灵活，可以涵盖诸多领域，同时又强调了全球化的特色，即其空间性，可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全面和平衡的定义。全球化的动力除了“什么是全球化”之外，人们问得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全球时代的到来。如同全球化进程自身，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也是复杂、多侧面的。其中居于首位的是世界市场固有的扩张性。如导言中已经分析的，扩张和整合是世界市场的本性。它追求的目标始终是超越各种形式的边界，摆脱各种约束，按照经济理性配置资源。15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这样的描述，“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660年前的《大转折》中又有如下说法：所谓转折是从国际经济向真正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前者被认为是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总和，后者则是由统一的规则体系所控制的7。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卡尔·波拉尼都不是在预言今日的全球化进程。但由于他们准确地剖析了世界市场的特性，于是也就抓住了全球化的实质精神。世界市场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和外部环境的限制，在其萌芽和发展初期，真正的全球市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目标。只是到了20世纪末，在通过普遍和持续的增长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资源和经验之后，世界市场的扩张要求才得以充分实现。推动全球化的第二个的因素是技术革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功。技术手段的突破性发展对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影响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变革为经济全球化插上了双翼。而且如吉登斯指出的，技术革新的影响绝不局限于经济活动，它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促使全球观念在普通民众中间迅速普及。当19世纪末，茨威格等欧洲自由派知识分子宣称自己是无国界的世界公民的时候，他4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即称“如果没有1979-1981年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自由化、放宽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资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序言第5页。5转引自（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4页。6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7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Boston:BeaconPress,1957.们其实只能代表极少数能够负担四处游学费用的富家子弟。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主义呼吁采取集体行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其民间的支持者也是集中在西方国家。而目前信息技术创造的共同空间才是真正覆盖全球，并且突破了社会阶层界限。如波莉·汤因比形象地描述的，这种全球文化“充斥着‘E’的数字”，使得“从萨摩亚群岛到西伯利亚再到索马里都是同一种味道”。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位旅行者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廷巴克图，他遇见的第一个当地居民竟头戴德士古（Texaco）棒球帽。8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冷战的终结。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政局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东西方军事对峙的结束，这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巨变也使国家计划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天平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如前所述，斯大林确立的计划体制对内保证国家对市场的全面掌握和控制，对外则持自给自足的姿态，以建立大而全的独立国民经济体系为理想目标。由于它提供了抵制世界市场的完整方案，而且在前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所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在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模拟版本。甚至西方国家也在苏联的制度竞争压力下，或多或少加强了国家对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苏联瓦解使这种全面计划思想信誉扫地，国家干预市场的效率受到严厉批评，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更被普遍认为是致命的选择。如果说是技术革命帮助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的话，那么国际关系中的变革则破除了政治樊篱，使各国奉行的规则和制度迅速地趋向一致，趋向有利于世界市场的模式。这些因素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帮助它获得了惊人的进展。全球化浪潮不仅改变了生产、贸易、资本流动等等国际经济活动，而且影响到文化领域，并造成了种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依存体系的前景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带入了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当中。全球时代的相互依存体系可以被看做第二次相互依存体系的延续，也可以象乐观人士所主张的，被当作全新的第三次相互依存体系来对待。后冷战时期的种种变化使目前的相互依存体系占据了相当高的起点。从广度上看，它令前两个体系黯然失色，因为它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时空中发展的。各国各地区都自愿加入，希望从经济往来中获益和确立政治合法性。个别向隅的国家则是被迫居于边缘地位，也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从深度上看，它具有空前雄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国际贸易、跨国生产还是国际金融活动都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和水平。它的思想基础也是稳固的，虽然存在置疑和批评的声音，但至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替代方案。它的政治基础略显薄弱，但仍然是前两个体系无法比拟的。冷战后出现的新兴国家大部分被迅速吸收到体系当中，居核心地位的大国之间虽然不时出现摩擦，在面临关键决定的时候却仍然能够保持一致。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好的开端并不能保证体系的成功。即便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文化交流成果丰硕的情况下，全球化进程依然有停滞和逆转的可能，建筑其上的相互依存体系也会随之瓦解和崩溃。目前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在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发达国家，这种思潮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它虽然在理论上缺乏支持，但可以借保护劳工利益、维护福利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口号堂而皇之8波莉·汤因比，《谁害怕全球文化？》，威尔·赫顿与安东尼·吉登斯主编，达巍、潘剑等译，《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1-262页。地出现。如果它在经济大国得势，或者迫使某个地区贸易组织转向保护主义，政治边界分割世界市场的局面的确有可能重现。（2）地缘竞争和文化冲突。尽管各国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但传统的冲突根源并不会自动消亡。特别是在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时候，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威胁，它们完全有可能诉诸激烈的手段来抗争。（3）世界市场的波动。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资本市场的不稳定，而国际贸易、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存在着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危险的起伏。与市场的迅速扩展相比，国际协调管理机制的发展严重滞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而相对下降了。总之，目前的相互依存体系显示了提供繁荣和增长的能力，可是还不能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国家政府依然承担着这个艰巨的任务。追求绝对获益的思想在领导层中略占上风，但只有合理的信息交流和正确的学习过程才能保证它为民众普遍接受。在此之前，全球化进程和相互依存体系的发展都充斥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