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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学的转折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一、文学的转折4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年代之后到7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召开于1949年7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与40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革”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年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昀值得注意。胡风与周扬等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