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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农村小说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题材的处理是：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现代历史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三里湾》（1955，赵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二、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1906—1970）在40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世，50-6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虽说在一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比起40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这引起作家的深刻忧虑。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三、柳青的《创业史》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年，写陕西渭河平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原计划写四部，但因文革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文革后仅出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互助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小说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语调，表现了叙述人的机智和权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