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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诗歌创作一、“归来者”的诗在70年代末期重新活跃起来的诗坛上，一批于50年代被迫中断诗歌写作的老诗人，显示出了旺盛的创作力。这些诗人包括艾青、公刘、昌耀、邵燕祥等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诗人，包括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的罹难者，如牛汉、曾卓、绿原等，也包括那些不被当代文学“规范”认可而陆续在50年代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郑敏、辛笛等。他们在时隔20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的诗《归来》等，也写到了“归来”这一主题。评论界将这些诗称为“归来者”的诗。他们普遍地将遭受的磨难、挫折投射在诗歌写作中，并试图重新接续、发展曾被阻断的美学理想和诗歌方式。这些诗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持和直接抒写感情的诗歌表达方式。但在不同的诗人那里，由于不同的艺术个性、关注重点，诗歌创作状况又不尽相同。艾青（1910—）80年代出版的诗集有《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与50年代前期的诗作相比，在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方面有所突破，艺术方法的选择也更为开阔。《鱼化石》、《失去的岁月》、《盆景》等表现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姿态，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练，这与当时“归来者”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自白”性质不尽相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长诗，则延续了艾青30-40年代提出的写作“大诗”的宏愿，试图从纵深的历史时间和开阔的空间范围上，来把握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过程。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坚持他一贯主张的“写作自由”的独立的诗歌精神。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受到诗人的创造力、精神强度、对生命和语言的敏感等更严峻的问题的挑战，在8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活力明显减弱。牛汉、郑敏、昌耀等诗人则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并在艺术上有新的拓展。牛汉（1923—）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鹰的诞生》、《半棵树》等带有传统咏物诗表现方式的作品，作者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了构形和表达的形式。另一些作品如《悼念一棵枫树》等，则更注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郑敏（1920—）1979年重新开始诗歌创作，但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写作方式才发生重要变化。她在组诗《诗人与死》、《心象》，短诗《晓荷》、《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等中，表现了对人的意识的幽深处的兴趣，由细致的感觉传达出平静的抒情格调和一种冥想的哲理氛围。“黑夜”、“深夜”等是诗的重要意象，而“死亡”更成为她最关心的题材。昌耀（1934—）的诗以青海为题材，讲述这块带有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奇异感受。主要作品有长诗《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以及收集在《昌耀抒情诗集》中的一些诗。他的诗歌意象的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另方面是高原民族的世俗生活事件和细节，并形成了融合的状态。在“归来者”的诗中，公刘在《为灵魂辩护》、《哦，大森林》等中表现的社会批判主题和“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邵燕祥在长篇组诗《五十弦》中对情感体验中细致幽微面的把握，在《愤怒的蟋蟀》等中表现现实问题的激愤和炽热，以及蔡其矫、流沙河、曾卓、黄永玉等的诗篇，都显示了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实绩。二、“朦胧诗”运动70年代末开始，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在文革中就开始写诗的青年诗人，都开始在芒克、北岛创办于1978年的《今天》杂志上发表诗作，并表现了某些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后来也被一些人称为“今天诗群”，《今天》的创刊也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重要标志。从1979年开始，他们的作品影响逐渐扩大，并由“非正式”流传逐渐被正式刊物接纳。他们的诗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了较多的“叛逆”特征，当时这些作品还难以为诗界接受。在80年代初期，围绕这些作品的评价，评论界有过激烈的讨论。1980年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诗在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提出批评。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朦胧诗”的共名。尽管这些诗和支持诗的批评家曾受到严厉的指责，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已确立了“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在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与西方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关系；把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的基础上；革新当代诗歌语言等方面，“朦胧诗”开辟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并对后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诗的形成和逐渐被诗界接受的过程，被称为“朦胧诗”运动。三、“朦胧诗”主要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五人，在80年代初期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家。梁小斌、王小妮等，这一时间也被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北岛（1949—）70年代初开始写诗，曾是《今天》的主要创办人。他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最主要代表，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北岛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最突出地表达的是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代表性作品如《回答》、《红帆船》、《走向冬天》等。“觉醒者”内心的冲突和理想精神，常常通过价值取向对立的象征性意象的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一种“悖论性情境”。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北岛曾中断写作。此后的作品仍坚持了批判、否定的锋芒，但社会政治指向趋于模糊。在意象、结构上变得复杂，情感的表达更加内敛。舒婷（1952—）“文革”时期的写作曾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指导。70年代末成为《今天》的撰稿者。她是最先得到诗界认可的“朦胧诗人”，主要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她的诗侧重于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温情细腻的情感心理的拟写，清新直白的“倾诉”风格，使她在文革后一段时间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语言上偏爱修饰性语词，常以假设、让步等句式来传达曲折的情感和内心冲突。《致橡树》、《惠安女子》等表现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的人生价值的独立性的追求。《土地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则试图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顾城8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诗篇，则常以孩童的感知方式，在诗中建立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被称为“童话诗人”。杨炼、江河在70年代末期，试图以长诗、组诗的自由体形式，构造一种体现民族历史的“史诗”意识。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创作转向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杨炼的长诗《礼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成）、《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对这种诗歌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并对稍后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四、新诗潮的“新生代”由“朦胧诗”开启的当代诗歌革新运动常常被称为“新诗潮”。从1984年起，另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受到关注，并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一种取代“朦胧诗”的诗歌潮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1、“朦胧诗”诗群散失，更多的“朦胧诗”的写作表现为模仿而不是创新；2、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中表达了反叛、对抗“朦胧诗”的姿态，并创造了新的诗歌内容和方式。这些诗人将自己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他们的诗作被称为“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潮”、“当代实验诗”等。代表性的诗人有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陈东东、韩东、肖开愚、张枣、臧棣等。这些诗人大多出生于60年代，对于当代历史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他们一般摆脱了“朦胧诗人”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历史责任感，而更多地强调诗歌的“本体”意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新生代”的诗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分化状态，诗歌观念也互有差异。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这种诗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生代”的写作和活动往往带有“地下”色彩，常常通过结社的方式印行非正式刊物。比较著名的诗歌团体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四川的“非非主义”等。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群体大展”，列出了100多个“诗人”和60多个“诗派”。这次诗展被看作是“新生代”诗歌的集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