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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詩歌創作成就晚唐社会的时代特征从文宗开成之后到唐亡（836—907）这七十年左右，文学史上一般称之为晚唐。晚唐时期，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不断加深，最终使它完全走上了末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与皇帝的昏庸、政治的腐败以及晚唐时期三大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臣党争鎏金铜观音造像（五代）宦官专权自中唐以后，唐王朝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晚唐时期，则发展到了可以掌握皇帝废立的地步。唐宪宗为宦官陈宏志所杀；敬宗为宦官刘克明所杀，穆宗和文宗皆为宦官所立。唐文宗即位后，在大和五年（831），曾用宋申锡之谋，欲除去宦官，由于宋用人不当，为同谋者京兆尹王璠所出卖，结果以失败告终，宋也贬死开州。大和九年（835），用李训、郑注，谋去宦官，结果反为所败，宦官仇士良等率兵大杀朝官，宰相王涯以下朝官六百余人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恐慌，朝官人人不能自保，至有不得不入朝时，与家人辞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此后，宦官权势更盛，文宗形同傀儡，常常泣下沾襟，自叹“受制于家奴”。以后的历届皇帝，均为宦官所控制。武宗朝，宦官仇士良致仕前，给他的同党留下玩弄皇帝的经验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仇士良传》）宦官专权，实是唐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祸根。藩镇割据藩镇的叛乱与割据，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遗留下的一个痼疾。中晚唐时期，特别是宪宗、武宗时期，曾经有过对藩镇用兵的胜利，如宪宗时平淮西吴元济，武宗时收复昭义镇等，但这些短期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晚唐时期，实际上各个独立王国已经形成。到昭宗朝，各割据藩镇便纷纷立国了。大顺二年（891），王建建立前蜀国，景福元年（892）杨行密建立吴国，景福二年（893）钱鏐建立吴越国，王审知建立闽国，乾宁三年（896）马殷建立楚国。方镇与宦官争夺权力，昭宗利用当时拥有重兵的方镇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杀尽宦官。结果，宦官清除后，昭宗也被朱全忠所杀，唐王朝随之灭亡。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同样给唐王朝带来灾祸。“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人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而唐武宗时（841—846），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牛李党争”从中唐开始，一直延续至唐亡。牛李两党在一些问题上，互有是非。牛党在初期，敢于直言朝政过失，并因此而在初登仕途时历尽坎坷，有其可取处。李党在武宗朝平泽路、抑宦官、反佛教等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两党在党争过程中均排斥异己，在不少地方，带有互相倾轧的性质，实于朝政有害。唐文宗曾慨叹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新唐书·二李元牛杨列传》）。朋党之争，实为唐王朝走向崩溃灭亡之一助力。晚唐诗人心态晚唐诗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生活于这样时代的诗人，他们的思想、心态与艺术追求，与他们的前辈中唐诗人已有所不同。中唐时期虽是大乱之后，但士人却对王朝的“中兴”抱有希望，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失昂扬奋发，常常表现为积极进取，关注时弊民瘼的精神。但到了晚唐，面对政治上不可收拾的局面，他们则已深感无力回天，因而在心态上蒙上一层暗淡、伤感的色调。韩愈有《盆池》五首诗，其二云：“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而李商隐的《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云：“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来听萧萧打叶声”与“留得枯荷听雨声”，分别反映了两种心态。前者可看作萧散中尚未失去自信心的象征，后者则可看作落寞感伤而失去希望的标志。而两者也不妨作为中、晚唐两代诗人心理的反映。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晚唐的诗歌总体面貌上已与前此诗歌有着不的特征。韩滉《文苑图》（晚唐）晚唐诗歌的别样美丽关于晚唐诗歌，过去评价一直较低。宗白华先生说：“历史说明自中唐以后，唐朝向衰亡的途上走去，藩镇跋扈，宦官窃柄，内乱外患，相逼而至，在这样国运危险万分之际，晚唐诗人应该怎样本着杜少陵的非战文学，积极的反对内战！应该怎样继着初唐、盛唐诗人的出塞从军的壮志，歌咏慷慨的民族诗歌！然而事实是使我们失望的！晚唐的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他们只知道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美学散步·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晚唐的诗坛虽比不上盛唐的繁荣，中唐的热闹，但却决非一片荒芜，不可救药的颓废，而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李商隐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如果说晚唐是唐王朝的黄昏，那么，晚唐诗歌也仍有它落日前的余晖、晚霞，所辉映出的美丽。在晚唐，盛中唐的各种流派、风格、创作手法都有所继承。和中唐相比，晚唐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所以现实主义诗歌在晚唐继续得到发展。李商隐、杜牧为晚唐诗人之翘楚。他们的诗歌，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氛，但无论表现内容还是创作艺术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许浑、温庭筠、韦庄、司空图、韩偓、郑谷等诗人，在艺术方面也都各有所突破和创新。而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继承了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自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落照，士人深感回天乏力，故淡泊情怀与艳情绮思的主题在晚唐诗坛便十分流行。而艳情绮思的题材，在词这一新起的艺术形式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到了五代时期，词迅速发展，为后来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杜牧生平及其诗文创作（一）杜牧与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翘楚，代表着晚唐诗歌的最高成就。二人在文学史上齐名并称，世称“小李杜”。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僚家庭。远祖为西晋名将杜预，祖父为中唐名相杜佑，父亲杜从郁也曾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童年，父祖在时，生活富裕而快乐。杜佑樊川别墅（后世因称杜牧为“杜樊川”）在长安城南，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牧常至园中嬉戏。不过，在杜牧十岁时，杜佑去世，其父杜从郁也在此后不久故去，家道因此中衰，日益贫困。“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他与弟弟杜觊过着“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生活（《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穆宗长庆二年（822），杜牧读《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十三代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二十三岁时，作《阿房宫赋》，借古讽今，讽刺唐敬宗沉溺声色游乐。上书昭义节度使刘悟，劝其讨伐河北叛镇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臣，并望他们不要骄纵。举进士前，他还写了《燕将录》、《同州登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感怀诗》，抒发他对政治时事、民间疾苦的感慨。唐文宗大和二年二月，二十六岁的杜牧进士及第。同年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这是杜牧进入仕途之始。杜牧生平及其诗文创作（二）进入仕途不久，杜牧就辗转于幕府之间，达十年之久。这段时期，杜牧除了大中九年曾入京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大部分时间都是任职幕僚。先是大和二年十月入沈传师幕，出任江西观察使团练巡官。大和四年，又随沈传师至宣歙观察使幕中。大和七年又受牛僧孺之聘，任淮南节度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颇好游宴。在“十年为幕府吏”期间，杜牧时常感到失望，便以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身份，流连于酒市妓楼。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所谓“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式的懒散颓废，与他心中时时想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正好完整地表现了杜牧的心灵。开成二年（837）起，杜牧曾任京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三年。从武宗会昌三年（842）起，杜牧历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即他所谓“三守僻左，七换星霜”（《上吏部高尚书状》）。杜牧之由京官出任地方官，可能是受到李党党魁李德裕的排挤。李德裕对杜的用兵方略多所采纳，但却不用其人。原因大约与杜为人倜傥，不拘礼法，又交好牛党有关。大中三年（849），杜牧任司勋员外郎（时人称之为杜司勋），史馆修撰，四年迁吏部员外郎，出守湖州，五年又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迁中书舍人，冬，病日沉重，自觉不久于人世，乃作墓志铭，自叙生平。不久辞世。终年五十岁。杜牧一生，尽管未能在政治上尽展其襟抱，却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诗人。受其祖父的影响，他颇重经世致用之学，平生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均颇有见地。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对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都很有研究，著有《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论兵之作，又曾注《孙子》，这些可以看出其祖父重经世实用的家学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杜牧诗歌创作成就杜牧一生所作诗文数量很多。约在大中六年，他生病时，曾将自己平生所作诗文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烧掉了大部分作品。现存的集子是他的外甥裴延翰所编，共二十卷。其中诗文可靠者共四百五十篇，名《樊川文集》。有清人冯集梧注本，称《樊川诗集注》，通行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杜牧的诗歌，成就突出。这与他在诗歌创作上独特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他在文学上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大家，在诗中曾说：“李杜浩泛泛，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尽管如此，在创作上他却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其《献诗启》文曾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的目标是“高绝”，要一空依傍，独辟蹊径。所说的“不务奇丽”，可能是指李贺的诗风，而“不涉习俗”，大概是之元、白的诗风，“不今不古，处于中间”，就是要在创作上不囿于时尚，不因袭古人。从杜牧的创作来看，他确实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很强调创作的内容，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杜牧追求的是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他不满当时诗坛的绮靡倾向，但亦多绮情柔思，故而其诗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杜牧诗歌的表现内容杜牧的诗歌，从表现内容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类：政治咏怀诗咏史怀古诗写景纪行诗妇女题材诗杜牧的政治咏怀诗杜牧关心世事，爱国忧民的政治咏怀诗，数量虽然存留不多，但是很有价值。他在二十五岁时所写的《感怀诗》，通篇夹叙夹议，笔力雄健，慨叹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暴敛造成的国弱民贫的深重灾难，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顺应民心，以文德治天下的业绩，肯定了宪宗李纯武力削藩平叛的措施，表达了希望朝廷励精图治、消灭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主张，抒发了壮怀难抒，良策难酬的苦闷和慨叹。而广为人所称道的《河湟》、《早雁》两首七律，更巧妙深刻地抒发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同情，对统治者误国的揭露。其中《河湟》一诗用对比的手法，将当前统治者和前朝宪宗李纯、宰相元载加以比较。反衬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