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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试验及失败讲授内容一、清朝末年的政治走向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三、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及其失败一、清朝末年的政治走向——革命与立宪清政府政治权威的丧失：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及随后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使清政府的权威遭受致命打击，政治威慑力大大削弱。公开嘲弄政府已不再危险，各地离心倾向显著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逐步走向瓦解，同时也潜伏下国家分裂的危险。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社会危机的加剧：由于赔款和新政费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普通民众的不满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权威和控制力的削弱，各地抗捐、抗税等民变蜂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新潮流：保守派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遭到毁灭性打击，戊戌变法失败后中断的革新浪潮重新兴起。变法革新成为清末十年的主流，出国留学、兴办新学、发展工商等新潮流风靡一时。清末新政：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实施大规模改革，即所谓“新政”，主要包括废除科举、筹备立宪、编练新军等内容，但是新政中产生的新军和立宪派最后都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筹备立宪：清政府试图模仿日本、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1906年发布诏书，设定9年立宪时间表。经过筹备，1909年选举各省咨议局，1910年成立资政院，1911年设立内阁，但各界对清政府民主改革的诚意并不满意。孙中山立志革命：出身广东农家、受西式教育、活跃于华侨社会的孙中山，较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树立了通过革命推翻腐朽清政府、振兴中华的志向，并且约集同志，成立兴中会，1895年密谋发动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民权主义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民生主义是要通过温和方法消除贫富分化。康梁与戊戌变法：几乎在同时，出身广东士绅家庭的康有为开始著书立说、广招门徒宣扬变法思想，1895年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声势日大，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也流亡海外。梁启超在日本的宣传活动：以办《时务报》成名的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大力宣传新思想，风靡海内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开明专制论：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必须通过渐进的道路实现民主政治，在教育普及之前必须经过开明专制的过渡期；梁启超还认为，国体是君主或共和并不重要，只要政体是民主宪政就可以，通过流血革命变更国体是不必要的破坏。革命与立宪的论战和争斗：在海外，为了在留学生和华侨中争取群众，革命派和立宪派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和争斗；在国内，两派并没有激烈冲突，在不同的领域各自进行，革命派在新军士兵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明显超过立宪派，反满情绪日益高涨。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革命派声势大涨，特别在留日学生和南方新军士兵中影响很大，接下来的几年里发动了多次起义和刺杀，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保路运动：大力修筑铁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方面，但是民间资本、政府和外资之间的复杂矛盾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各地新军：新军是清末新政中花巨资建立的新式军队，却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新军士兵文化水平较高，受革命书刊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渐渐形成革命组织，各地新军和部分巡防营在清朝灭亡后演化成为地方实力派。武昌起义：在保路运动掀起的动荡之中，湖北新军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起义，顺利占领武昌，建立起湖北军政府，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但是起义士兵却把原来反对革命的高级军官黎元洪推出来担任都督。使用黄帝纪元的军政府告示革命派策动：革命派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是有限的，主要起到舆论宣传和联络策动的作用，未能深入基层，所以革命后也不能牢固掌握权力。会党蜂起：各地会党势力乘乱而起，打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配合了革命行动。但是由于缺少政治理想，革命后大多起到扰乱社会的作用，又到处遭到新军的镇压。各地响应：武昌起义之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很快响应，西南、东南各省以及北方的陕西、山西也相继宣布独立，加入反清行列。清军控制区域只剩下几个省，而且极不稳固，甚至北京城内也出现反清活动，清王朝的统治呈土崩瓦解之势。立宪派加入：立宪派对清政府立宪进程缓慢不满，革命爆发后不久即大批加入，努力建立革命后的新秩序，特别是江浙立宪派对促成南北和谈及清帝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联络：当时交通主要依靠水路，上海处于控长江、面东海的优越位置，是全国交通枢纽。反清各省自然选择上海进行联络，谋划建立中央政府，1911年11月15日成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武昌起义打出“十八星旗”，目标是建立美国式的十八省联邦共和国；后来民国国旗改定为“五色旗”，继承了清朝的全部领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京建国：新的中央政府原拟设在武汉，但很快汉口、汉阳被北洋军夺取，武昌形势危急。恰好此时，江浙新军攻下南京，各省代表移往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北洋派倒戈：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各地巡防营并无民主共和思想，但是受个人利益驱动和反满思潮的影响也并不忠于清朝，在获得重大利益后也背叛了清王朝。清帝退位与迁都北京：民国政府虽然成立，但实力有限，无力北伐，只好与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秘密谈判。最后由北洋军胁迫清帝退位，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然后孙中山辞职，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迁都北京，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民初的力量平衡：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会党、北洋派共同参与了推翻清朝的统治，革命后会党遭到镇压，四派分享了革命后的政权。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信仰民主制度，但由于没有足以专制的力量，只好接受议会民主制作为分享权力的机制，民初议会民主制建立在脆弱的力量平衡基础上。三、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及其失败议会政党政治的试验：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就希望把西方民主制引入中国。民初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参与建立了中华民国，终于得到大规模建立西式议会民主制的机会，各种党派风起云涌，报刊舆论相当自由，民主思潮盛极一时。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名义上最高权力机关是临时参议院，参议院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议员由各省推选，每省3人，同盟会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占有优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初制度早期有模仿美国总统制的倾向，后来模仿法国议会制成为定议。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由议会选出，对议会负责；责任内阁掌握行政权，内阁须经议会投票通过，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5月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参议员由各省重新选举，每省5人，同盟会失去了优势地位，与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鼎立。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许多法律，最重要的是《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内阁更迭：根据临时约法，责任内阁掌握实际行政权力，大总统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大总统袁世凯不肯放权，参议院也经常干预行政，内阁频繁更迭，带来政局的动荡。民初的分裂危机：民初政治格局是由各省独立演化而来，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地方，各省军权、财权、人权中央基本不能过问，边疆离心势力猖獗，国家陷于分裂的危机。孙、黄北上：为了消除南北对立和国家分裂的危机，加强中央政府的威望，1912年夏秋，孙中山、黄兴相继北上，对袁世凯表示支持，对于稳定政局、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国会选举：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办了规模巨大的国会选举，选民号称四千万，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民主的选举。选举中虽然出现了不少弊端，但最主要的缺陷是选民与议员之间并没有产生牢固的代表关系。国民党：前革命派为主体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成国民党后，在宋教仁的活动下，逐渐放弃了激进的面貌，顺应了当时人心思定的潮流，加上在南方的势力和对选举的投入，一举赢得选举、取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进步党：前立宪派多文人，没有军队，在民初近乎割据的局势中实力不足，他们是议会民主制忠实的拥护者。选举失败后，为对付国民党，立宪派三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并且向袁世凯靠拢。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漠视国会选举：两者都是军人出身，没有多少政治人才，也不理解民主制度，没有组党参加选举，对选举的干预也不多。他们是最强有力的派别，却对民主制度采取漠视态度，则国会后来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宋教仁遇刺案与孙中山策划武力反袁：在国会召开前夕的复杂局势中，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引起孙中山策划武力反袁，袁世凯也积极备战。战争代替国会辩论，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民初的议会政党政治趋向崩溃。民初国民党的组织核心——宋教仁国会争斗：1913年4月国会召开后，成了反袁派和拥袁派的角斗场，正常的议事活动无法进行，围绕着宋案和大借款甚至发生了殴斗，议会政党政治的声望越发低落。二次革命失败与国会解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派占据了绝对优势，民初的力量平衡已不复存在，议会民主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一纸命令导致了国会解散，四千万所谓选民鸦雀无声，说明议会民主制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队建立起独裁统治。袁世凯的败亡：梁启超本来认为“开明专制”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希望袁世凯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无奈袁氏“专制”而不“开明”，终于由洪宪帝制犯了众怒，一向反对暴力的梁启超也被迫走向武装反袁，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军阀混战和新政治思潮：袁世凯死后，再没有能短期内统一中国的人物，国家陷入了最黑暗的军阀混战之中。此间议会制度仍然存在，却成为军阀手里的玩物，议员也成为道德败坏的象征，五四运动中兴起的新一代青年开始抛弃议会民主理想，转向新的更激进的政治思想。西方议会制的发展道路：西方历史上从未建立绝对专制的政治制度，议会最初是最有权力的大贵族的协商机构。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工人、妇女政治力量的崛起，议会逐渐扩大代表基础，始终包含了所有主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它的权威始终受到尊重。后发展国家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在已经建立过专制制度的国家，人民缺乏政治负责的能力。只有经过开明专制的过渡期，通过发展经济和教育，建立法制的传统，形成庞大的有觉悟的中产阶级，政治民主才可能成功，韩国、台湾是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