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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课全校通选课第四讲汉代出版史的若干问题一、文化政策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总体发展上来看，两汉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它承继并弘扬了周、殷、夏三代文明与文化，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以更大的气魄建立了中国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开“汉唐气象”之先河，其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立的“九州混一”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始终沿着两汉开辟的传统发展，而不曾被割断。——《两汉大文学史·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通过秦汉统治者的选择而奠定下来的。——张岱年1、汉代文化政策的基本要点1）汉初尊崇黄老和刑名之学，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智国者，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儒学独尊，众学为辅”的文化格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本纪》汉代所尊崇的“儒术”已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而是由董仲舒改造以后的新儒学。理论核心有四点：1、君权神授、奉天法古。2、春秋大一统思想，尊君贬臣。3、天人感应4、改制更化3）在图书的编辑出版事业方面，一直比较重视，曾持续不断地“雠校汉家法”、“正五经异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西汉末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刘氏父子编校皇家藏书，凡13000余卷，“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后汉书·儒林列传》二、文化政策对图书出版事业的影响1、经学出版物大量出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103家，3000余篇，其数目约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盖汉儒说经，其功力所注，厥有两途：一曰谶纬，一曰传注。谶纬杂于方士，传注限于师法。二者皆利禄之途也。——钱穆1）传注章句导致繁琐附会。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楚元王列传》）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2）谶纬必然导致迷信与虚妄。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２、官方对编辑、整理和出版活动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准绳。３、发展经学教育事业，对出版事业影响甚大。４、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与对外交流的文化政策也对出版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汉代出版事业的整体特征１、出版历史与两汉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但也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演进特征。２、从事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政府，民间的图书编撰、出版活动也初步出现，与政府的出版活动互为补益。３、出版活动具有很强政治性与学术性，商业性相对比较淡薄。４、出版物的商品性逐步凸现，图书贸易活动开始出现。书肆与槐市。５、出版物数量大增，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形制进一步制度化、系统化。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总著作部数为1033部，总著作卷数为13029卷，平均每百年出现著作138部。东汉总著作部数1100部，2900卷，平均每百年出现著作564部，每百年的增长率为309％。６、出版物载体丰富多样，发明改进纸张，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７、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图书编辑家、出版家，他们撰写、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传世之作。著名人物如：刘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班固、许慎、郑玄、蔡邕等。著名著作如：《淮南鸿烈》、《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法言》、《论衡》、《说文解字》、《古诗十九首》，等等。四、刘向与刘歆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后期著名的编辑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文学家。刘歆（约公元前53——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的小儿子。他也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编辑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文学家。父子二人均为西汉末年以淹博著称的大学者，是我国古代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他们主持编辑整理了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对整理好的图书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分类和著录，又相继编撰了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他们的工作是对先秦以及西汉典籍存佚和学术发展情况的系统总结，是继孔子删定六经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全面地整理文化遗产的活动。他们的编辑整理活动，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催生和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向、刘歆编辑整理群书的经过和步骤起因及经过：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汉书·艺文志》）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始，到建平二年（公元前6年）止，前后共进行了21年之久。共计整理了596家13269卷，无论就其规模之大，还是方法之完善而言，都是空前的，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步骤：1、广辑众本，补缺去重。2、校雠全文，厘正文字。“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３、编定目次，确定书名。４、撮其指意，撰写叙录。序录包括：①定本篇目；②校定过程（包括书稿来源、总篇数及校定篇数、文字脱误情况等）；③作者简介及学术渊源；④对本书的评价。５、杀青定稿，缮写上素。６、剖判艺文，编成目录。成就：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汉之典文，于斯为盛”。标志着西汉编辑出版事业鼎盛时期的到来。评价：“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析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汉·荀悦）“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清·金榜）“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清·龚自珍）“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范文澜）编辑思想与方法：１、首创图书六分法。“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２、崇经尊儒、实事求是。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清·章学诚）４、互著与别裁的编辑手法“互著”，又称重复互著之法，即将内容兼该若干门类的图书在有关各类中同时著录。“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即将一书之内自为一类的内容分析著录。五、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前145—？），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南）,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图书编辑家。“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宋·郑樵）1、成书的条件１）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２）家学渊源、饱览群书及壮游。“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顾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意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清·顾炎武）３）李陵之祸。司马谈发凡起例之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李陵之祸，实乃司马迁思想之一大转折。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个人是一场悲剧，而对于《史记》却是其成为不朽杰作之一动因。（张大可）2、《史记》的编辑体例1）《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2）全书130篇，由五种体裁组成，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3）《史记》五体有因有创，而创制多于因革。五种体裁在过去都有其名，但有意识地加以借鉴和改变，将其互相配合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显然是《史记》的天才创举。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清·赵翼3、编辑思想１）具有明确的编辑意图：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２）表彰六经，尊崇孔子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教条。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３）明确提出“发愤著书”并将其付诸实践。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４）在对史料的考辩上，博综兼览，实事求是，体现出通达和审慎的态度。“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编辑方法１、正式确立了史书的论赞形式。２、首创编辑中的“互见之法”３、首创“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编辑方法。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清·顾炎武）司马迁对中国古代的编辑事业贡献是绝大的，他所创立的纪传体史书体例，还有他的编辑思想和方法，都为后世的文人学者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嘉惠后世学人之功不可低估。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学识、思想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