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概论三课时一、讲授和研究的目的。（50分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对外关系。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外交关系；二，以中国共产党为行为者的政党外交关系；三，特殊形式的非政府对外关系，“人民外交”所形成的对外关系，它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方面和补充。是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知识。(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首先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2)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的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二、学科研究概况。（50分钟）全面介绍有关研究的现状，目的是说明现在教授的内容是很不够的，深度和范围都不够。希望能够在学习中积极参与，独立思考，积极讨论和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20年来，经过学术界不断的努力，中国外交史的教研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群体最初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一是国家外交部门（如外交部的外交史研究室、《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及所属院校（如外交部所属外交学院）中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这支队伍已经出版了很有分量的通史类著作，着重从国家外交的角度，归纳、描述和介绍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过程。另一群体是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的成果侧重于重大事件和决策的专题研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加入到教研的行列。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因政治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如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味不高等。总而言之，中国外交史研究还是一块刚开始开垦的处女地。三、关于时期的划分与重点。（50分钟）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到1978年；第二阶段从11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第一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到1955年是形成时期；中共八大到1965年是发展与探索时期；1966年以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二个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1届三中全会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至今。第一单元、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与形成（1949-19550）第1节：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缘起三课时1、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提出和主要内容。（50分钟）（1）新中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在建国之前形成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过渡性，即从革命运动向革命国家的过渡，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革命国家的对外关系过渡。中共领导人在考虑制订对外政策时，面临着三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如何保证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包括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肃清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以及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第二，如何迅速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型的对外关系第三，如何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确保新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确保新国家安全和发展。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三项：1，“一边倒”；2，另起炉灶；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2）从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中共领导人制订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们对新中国外交的本质与目的的认识。在他们的观念中，结束中华民族的屈辱应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其内容包括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总而言之，在中共领导人的观念中，新中国既是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的外交，也是从反帝斗争中诞生的新国家的外交。2、“一边倒”与中苏结盟。（50分钟）在考虑未来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中共中央一直把同苏联关系置于首位。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首先，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抱着敌视的态度，而苏联则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和支持。其次，在对战后国际力量进行划分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苏联则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的柱石。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中共领导人还必须解决三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即：第一，如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诞生后立即获得国际承认；第二，如何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安全，防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第三，为经济恢复和开展建设取得必要的外援。中共中央认为，当时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不过意识形态的认同并不能解决中苏关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中苏结成同盟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3、“不承认”和与美国对抗。（50分钟）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被中共领导人称为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外，一直被置于中国革命的敌人之列。及至中国内战爆发和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关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观点，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当然，美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演绎。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当时已经成为阻止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外部威胁从三大战役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里，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对付美国几乎所有可以设想出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它们包括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揭露美国分裂中国革命阵营的阴谋，打破美国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在最终解放台湾时排除美国的阻挠，等等。第2节：建交方针的提出与实践三课时1、建交原则的提出。（50分钟）建交问题是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突出反映，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明确提出建交原则是在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声，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的建交原则。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从法律上对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作出规定，即：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原则的提出反映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要求。首先它们是为了保障革命运动的彻底胜利。其次是为了巩固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第三是利用建交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抵制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建交干涉中国的内政，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2、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50分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随后出现了一次建交高潮。首先是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采取了不经谈判，即迅速建立外交关系。至1950年初，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是与中国周边的一些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建交。这些国家历史上都经受过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在地理上这些国家同中国最接近。第三类是西欧、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也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一般说来，它们或是因为战后经济困难需要寻找出路，或是有较多的在华投资和利益需要维护。这些国家也各有不同的政治需要和考虑。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新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以不同方式加以处理。一般是按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先谈判后建交。3、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50分钟）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外交革命的重要步骤。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保证新中国的完全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新中国也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解放军相继占领各大城市之后，各地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宣布，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要求一切在华外国人必须遵守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中央政府成立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和《共同纲领》中关于“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规定，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分别先后缓急，有秩序地进行了取消帝国主义特权的工作。包括：收回海关管理权、取消外国的军事特权、收回航运管理权、处理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收回文教卫生事业的管理权、收回宗教事务管理权，等等。这些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中国政府加快对外国在华企事业的处理，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第3节：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二课时讲授加一课时观看文献片1、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50分钟）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是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是指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的整个过程，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参战的三国四方。抗美援朝则是指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到战争结束，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他几个方面则是背景。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到1953年7月停战，中国的参战决策经历了决定出兵、决定越过三八线、决定争取沿三八线停战、决定停战等四个阶段。在中国有关决策的不同阶段上，均可以大致看到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包括：中国决策层对美国干涉动机的基本判断和对军事形势的基本估计；与同盟国关系的影响，包括与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中国决策层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届定，等等。（1）中国决策参战的动机、过程与目标。动机：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主要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判断。第一，中国出兵是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反应。美国从干涉开始，就不仅是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冲突在所难免，不坚决予以反击便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主要动力。第二，是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的反应。最初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美国封锁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第三，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威望。威望本身就是国际重大利益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决策过程：中国出兵决策的动机是抽象出来的，是对必然性的概括。但是决策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1日接到苏联和北朝鲜的请求以前为第一阶段；10月2日到19日是第二阶段。作战目标：中国参战的目标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参战的宏观目标，第二是具体的作战目标。第一，宏观目标是使“朝鲜战争局部化”。包括1，尽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到本土；2，不准美国在朝鲜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3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北朝鲜生存下去。第二，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且受到与盟国的关系、战场形式变化的影响等，也是与“战争局部化”密切相关的。（2）越过三八线的决策。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并突破三八线，是同中国战争目标的变化紧密联系的。中国领导人在出兵作战的目标上保持着弹性和模糊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中国有句俗话：“取法乎上得其中”，它对研究中国参战后的军事决策应该是有启发的，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决策思维的组成部分。（3）停战决策。从4月中旬开始到7月是考虑停战的阶段。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从军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