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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概说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1）从政府的起源或者政府存在的目的之视角洛克在其《政府论》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2）从政府的职能或者责任之视角建立可信的承诺：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之根本职责。林德布洛姆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对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来说同样重要。”“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王权支配社会——刘泽华唐亚林：（1）等级结构下的臣民文化（奴性文化）（2）熟人社会中的非理性传统（3）家国同构下的公私不分（从化家为国到化国为家）（4）专断权力下的对立思维对传统行政文化改革的态度与观点林毓生先生认为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主张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不同。对传统行政文化改革的态度与观点他把这种理论称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它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而实现文化改革——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以及改变对宇宙和人生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持的全部概念，即改变人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基本思想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是其它改革的根源。对传统行政文化改革的态度与观点它具体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的改变，第一层次是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将产生第二个层次，即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解读1、“李约瑟之问”的回答余英时为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所写的书评：“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来回答“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解读2、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文化阐释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构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P790）从此角度上讲，可否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因于文化这一终极因素?为什么？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解读（1）以陈独秀、梁漱溟为代表的个体本位说与集体本位说/伦理本位说之区分（2）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说（3）以柏杨为代表的酱缸文化说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基石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中国人的需求观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基石传统中国建构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高皇帝远”、“悠然见南山”式生活方式以及“及时行乐”的“生有涯”哲学（基于农耕文明建构的50后60后70后的过渡）现代中国建构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以平等、民主、自由、公平、效率、人权为核心的独立自主式生活方式以及“及时行乐”的“生有涯”哲学（基于现代性建构的80后90后的成长）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基石2、中国人的需求观的建构路径通过开发中国人实现需求观的能力路径来实现，型构中国式能力观（三大结构性要素）：一生存能力，二适应能力（农耕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三发展能力；彼此间关系：生存能力是基础，是本能；适应能力是延续，体现血脉延续，发展能力是关键，决定生存能力与适应能力的性质走向。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的生成1、人的主体性能力及其内在张力主体性能力主体性能力的内在张力（主体的内在冲突性，而不是哈贝马斯所言的主体间性——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人性的复杂性（善恶或曰兽性与神性之区分）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的生成2、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建构动力——权力的建构与塑造权力的约束性与激励性特征权力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与激励3、基于权力建构与塑造的发展能力的困境（1）正向变通的创新能力（2）负向变通的奴化能力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的生成4、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学阐释框架5、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学解释后果分析结论1、中国人的需求观建立在农耕社会的特质基础上，简单地讲，就是“耕读传家”，或者士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有三：一生存（个体），二延续（家庭），三发展（家族），进而形成了中国人的需求观，如今中国式需求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变成了中国式人权观：一生存权，二发展权。结论2、通过开发中国人实现需求观的能力路径来实现，型构中国式能力观（三大结构性要素）：一生存能力，二适应能力（农耕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三发展能力；彼此间关系：生存能力是基础，是本能；适应能力是延续，体现血脉延续，发展能力是关键，决定生存能力与适应能力的性质走向。结论3、发展能力（正向变通的创新能力和负向变通的奴化能力）的二元交织与转换，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性的一种内在冲突，而权力的属性影响了发展能力的走向，使得变通不断地发生转换，并时刻呈现出一种紧张与冲突状态。4、基于中国人需求观的能力观之能力结构要素的组合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结论5、一旦权力的属性表现为恶质属性，并通过专制权力与专制制度的形态对人的肉体与精神施加双重戕害时（尤其是数字化时代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被集团利益绑架而催生国家的邪恶化问题的凸显），必然加剧中国人的人性的内在冲突，并推动和塑造中国人的发展能力向负向变通的奴化能力转化与固化，转而起到进一步支撑专制权力与专制制度的作用，也就是说，专制权力与三种能力的结合的后果，是使得中国的历史变迁呈现一种非进步状态或者维持状态，这也是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社会无以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文化原因。结论6、纵观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三千多年历史，中国历史变迁呈现进步—非进步—进步之波浪发展态势。7、中国历史变迁要呈现一种进步状态，必然要对权力的属性进行改造，使其朝着民主与良善的属性转变，依赖于民主权力与工业社会的实现，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和塑造中国人的发展能力朝着正向变通方向前进，从而减少中国人的人性中内在冲突成分。结论8、从中国人需求观出发，分析中国人内蕴的三种能力结构要素，进而从权力的属性角度，解读三种能力要素的正向与负向叠加效应，可以找到推动中国历史变迁的文化动力学解释框架。9、从实证角度检验角度有三：（1）文字狱与发明创新（2）89后知识分子的命运（3）唱红打黑中律师界的“寒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