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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罗马共和国的命运一、聚焦：西塞罗与罗马共和国的命运①西塞罗是谁？106BCMarcusTulliusCicero生于拉丁姆地区的自治市Arpinum；姓名：praenomennomencognomenTullii氏族有可能源于过去的Arpinum王族，其父已经跻身于骑士；Arpinum也是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马略(GaiusMarius)的故乡。305BCcivitassinesuffragio——第二次萨莫奈战争后188BCRomansuffrage90BCstatusofamunicipium——同盟战争中西塞罗的地位：(1)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重要政治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马人，却为捍卫危机深重的罗马“共和国”竭力奋斗，至死不渝；身为骑士家庭出身的“新人”(novushomo)，却凭借个人才华跻身于罗马领袖阶层；曾经和恺撒、庞培、安东尼、屋大维等巨头分庭抗礼，对元老院发挥过巨大的影响，是共和国晚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2)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和修辞家之一；(3)影响巨大的哲学家之一，先后师从于伊壁鸠鲁派(Phaedrus,c.140-70BC)、学园派(PhiloofLarissa,c.160-80BC)和斯多亚派(Diodotus,d.c.60BC)的老师，系统地将希腊哲学介绍给罗马人；(4)代表古罗马美德的理想人格之一。②西塞罗的传世作品书信，800余封，其中400多封致他的朋友Atticus(TitusPomponius)；演说辞，50余篇，分为司法性和政治性两类，如反对安东尼的《驳腓力辩》(Philippicae,现存14篇)；书，包括修辞、政治和哲学类，如《论演说家》(DeOratore,55BC)、《论共和国》/《国家篇》(Derepublica,54-51BC)、《论法律》(Delegibus,52-44BC?)，《论义务》(Deofficiis,44BC)，等等。夏洞奇：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2③西塞罗的政治活动官阶阶梯(cursushonorum)：财务官→[保民官]→市政官→裁判官→执政官西塞罗的官运：BC7670666390-88BC在“同盟战争”期间，在庞培之父PompeiusStrabo麾下从军。81-80BC开始法律生涯，因敢于指控独裁者苏拉(dictator,82BC,d.78BC)的释奴而崭露头角。79BC与出身望族（可能是瓦罗家族）的Terentia结婚。79-77BC到希腊和小亚细亚旅行并学习。76BC在西西里担任财务官quaestor。70BC担任市政官aedile，受西西里人委托控诉前总督GaiusVerres，名声鹊起。66BC担任裁判官praetor，发表演说支持给予庞培指挥第三次密特里达梯战争的军权。63BC担任执政官consul，粉碎了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等人鼓吹取消债务，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阴谋。60BC恺撒(GaiusJuliusCaesar,100-44BC)、庞培(GnaeusPompeiusMagnus,106-48BC)、克拉苏(MarcusLiciniusCrassus,115-53BC)结成了“前三头同盟”，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拉拢，还公开抨击恺撒。58BC在恺撒幕后支持下，保民官克劳狄乌斯(PubliusClodiusPulcher)重提西塞罗在粉碎喀提林阴谋时非法处死公民的行为，西塞罗遭到放逐。57BC在庞培支持下得到元老院的平反，从塞萨洛尼卡回到罗马。56BC三头在卢卡会谈，巩固了同盟关系；西塞罗被迫与三头妥协，开始侧重于写作。51BC担任小亚南部西利西亚(Cilicia)行省的总督proconsul，平定了叛乱。49BC内战爆发，西塞罗逃离罗马，追随相对尊重共和国传统的庞培。48BC庞培在法萨卢战役兵败，后死于埃及，而西塞罗得到了恺撒的宽恕。45BC离婚、再婚、爱女之死。TulliaCiceronis:西塞罗的独女，爱称为“Tulliola”，于前79/78年出生；前63年初次出嫁(16)，第一任丈夫是GaiusCalpurniusPisoFrugi(quaestor,58BC)；在Piso去世后，旋于前56年改嫁(23)，第二任丈夫是FuriusCrassipes(quaestor,51BC)，又于前51年离婚；前50年再次改嫁(29)，第三任丈夫是PubliusCorneliusDolabella(consul,44BC)；在第一个儿子早夭后，尽管又第二次怀孕，仍因感情不合而于前46年离婚；前45年在产后病故(34)，随后悲伤的西塞罗与年轻的新妻子Publilia离婚。15世纪时，Tullia的墓被发现，在出土物品中还有一盏长明灯。44BC恺撒遇刺（西塞罗并未参与，但同情刺杀者）。安东尼(MarkAntony,83-30BC)上台，西塞罗成为反对安东尼的旗手，企图利用恺撒养子屋大维(Octavius)来对抗他，以挽救元老院地位。43BC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MarcusAemiliusLepidus,c.89-13BC)结成“后三头同盟”；西塞罗在政治交易中被屋大维牺牲，受通缉而逃亡，结果被安东尼的手下杀害。夏洞奇：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3图5-1：恺撒的内战夏洞奇：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4二、西塞罗论共和国与公民①“共和国”(respublica)的定义拉丁语中的“respublica”:事关全体人民的活动或国家的事务；国家的福利或公益；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全体公民均能参与的国家或自由国家。这个概念不包含政体方面的涵义，并无与君主制相对的意思。《论共和国》(Derepublica)是西塞罗为借古讽今而创作的一系列对话，其虚构的谈话时间为公元前129年，人物是前代著名军事家、抵制格拉古改革的保守派政治家小西庇阿(ScipioAemilianus/ScipioAfricanusMinor,185/184-129BC)的圈子。在参与谈话的9位人物中，有8位曾经担任执政官；其中的西庇阿基本上能被视为西塞罗本人的代言者。Derepublica的整体曾经长期失传，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章节还在流传。1820年，一个名为CodexVaticanus5757(V)的重写本(Palimpsest)在梵蒂冈图书馆被发现，其中包含了《论共和国》一书的残篇，篇幅约有原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Derepublica1.25.39:“共和国乃人民之公器，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之共识与利之共享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respublicarespopuli,populusautemnonomnishominumcoetusquoquomodocongregatus,sedcoetusmultitudinisiurisconsensuetutilitatiscommunionesociatus.)“共和国”(respublica)=“人民之公器”(respopuli)“法之共识”：在拉丁文中，“lex”指实际的法律，而“ius”较为抽象，兼有“法”、“正义”等多重含义；因此，“法之共识”所要求的，不只是法律程序上的法治，还有对政治正义的坚持。“利之共享”：指的是对各个阶层的正当权利的保护、对国家利益的促进，或者说就是“公民们的幸福生活”；因此，“利之共享”意味着“人民”在个人权利上的“正义”，或者说是就实际利益而言的“法之共识”。②共和国的优越性：西塞罗的理想政体正义的国家不义的国家一人的统治regnumdominatus君主制僭主制少数的统治optimatiumpotestasfactionis贵族制寡头制多数的统治civitaspopularisdominatusmultitudinis民主制暴民统治夏洞奇：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5三种政体的优点：君主制容易得到爱戴，贵族制最有智慧，而民主制提供更多的自由。三种政体的不稳定性：君主制会演变为僭主统治，贵族制会变成寡头统治，而民主制会沦为暴民统治。最优的政体：混合政体：所谓的混合政体是由三种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的，它既能保持卓越的君主因素，又能让显贵们的权威发挥作用，还能将一些事情留给民众来决定。这种体制能够实现“权利、义务和职责的均衡分配”，“使得官员们拥有足够的权力，杰出的人们的意见具有足够的威望，人民享有足够的自由”；它既公平，又稳定，优点极为明显，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看，这样一种混合政体正是罗马先人们遗留下来的优越制度，是罗马国家的独一无二的制度特点，是罗马人最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共和国”定义与政体理论的平衡：一方面，“共和国”之成立与否是由“法之共识”与“利之共享”这两个前提条件决定的，“共和国”的存在同时朝着各种政体开放；另一方面，“正义”的满足是国之所以为国的前提，而混合政体是能够长久地维护正义的唯一最佳政体。③公民的美德：《论义务》1.《论义务》的背景Deofficiis是西塞罗对自我一生的总结和反思，寄托了父亲对儿子的无限期待，也抒发了晚年失意的西塞罗的政治理想，曾经是在欧洲被阅读得最多的古典作品之一。“Marcefili”（吾儿马尔库斯）：MarcusTulliusCiceroMinor(b.65BC)，西塞罗的独子，在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随父亲跟随庞培，任骑兵军官，在庞培战败后回到罗马。于前46年在故乡Arpinum任市政官，于前45年到雅典求学于逍遥学派。在恺撒遇刺后，重新参加共和派和小庞培(SextusPompey)的军队。于前39年得到屋大维的赦免，前30年任执政官，前29-20年任亚细亚行省总督。2.城邦的自然正当性城邦的自然形成：聚居到一起是人类的自然要求，共同生活的人们制订了法律，形成了习俗，平均分配权利，提高了道德，生活也更有保障(2.4.15,p.167)；人类社会始于夫妻和子女，又由家庭、亲戚关系扩展为城邦；公民共同拥有广场、神庙、法律、权利和选举，拥有共同的习俗和事业(1.17.53-54,p.55)；在各种各样的义务中，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义务是最伟大的，因为人类就像蜜蜂一样是社会性的，所以维护社会关系的义务要比纯粹的知识探索更重要(1.43.152-1.44.158,pp.147-153)。3.共和国与公民的公益依靠理性和语言的纽带，人类结成了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社会，从而不同于禽兽；凡是能够共同利用的一切，都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1.16.50-52,pp.51-53)；夏洞奇：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6无论是法律的制订，还是国王的拥立，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正与平等(2.12.41-42,p.195)；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不能挑起阶级之间的矛盾，侵犯公民的利益(2.21.73-74,pp.229-231)；对公民的侵犯会破坏自然形成的社会的健康，无论是法律还是自然理性，都不允许对公民权利的侵犯(3.5.21-23,pp.265-267)；政治家应当维护公民的利益，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利益；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阶级、派系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甚至制造动乱和内战；要关心所有的公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1.25.85-87,p.85)；某些贪婪的政治家剥夺了公民的财产，破坏了和睦与公平，动摇了国家的基础(2.22.77-79,p.235)。4.积极的公民精神与爱国情怀凡是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的人，就应当抛弃一切迟疑，争取各种官职，为国家服务。他们的崇高要高于那些哲学家(1.21.70-73,pp.69-71)；官员应当认识到自己代表着国家，努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耀，维护法律；公民应当珍惜公平、平等的权利，不屈从、不自大，希望国家保持和平与高尚，做一位好公民(1.34.124,pp.121-123)；政治家的贡献甚至比将军更重大，他们的建议能够给国家带来长远的好处，应当让“武器让位于托伽”(1.22.74-1.23.81,pp.73-79)；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什么比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祖国囊括了一切，只要祖国需要，高尚的人就毫不犹豫地为祖国而献身(1.17.57-58,p.57)。④“共和国的褪色”：《论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