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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导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概况魏晋南北朝，现代也称“三国两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比较传统的称呼，这是因为在前四史最后一部《三国志》中，作者陈寿奉曹魏政权为正朔，故有此种说法。魏晋南北朝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是世人所熟悉的三国时期（220-280AD）；第二个时期是由西晋一统至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对峙时期（280-420AD）；第三个时期是南北朝对峙时期（420-589AD）。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上的分裂与混乱，东汉帝国在184AD受到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后，中央日渐衰弱，地方豪强势力和州牧刺史政府结合起来，事实上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到220AD，汉献帝刘协以禅让的合法方式将政权让与权臣曹丕，曹魏政权正式成为北方的合法统治者。而南方的蜀汉和东吴政权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统治，“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出现。263AD，魏灭蜀汉，统一的契机再次出现。266AD，魏元帝曹奂以禅让方式将政权让与权臣司马炎，晋朝由此建立，晋武帝司马炎于280AD灭吴，三国归于一统，西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个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晋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晋惠帝司马炎是个白痴，分封到地方的司马氏诸侯迅速起兵作乱，这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彻底打乱了西晋在北方的统治秩序，自东汉时期移居内地的诸“胡”族藉此起兵争夺天下，北方由此陷入一片动荡之中，史称“五胡乱华”，北方自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晋朝失去对北方的控制后，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与南方的世家大族结合起来，拥戴晋琅琊王司马睿继位，即晋元帝，在南方继续维持着晋朝的统治，定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东晋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吸引大量北方民众南迁到东晋统治区域内，即所谓“侨民”，东晋也借此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侨郡”（侨州），以安置北方流民。北方的十六国则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混乱，最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于439AD统一北方。南方的东晋政权则于420AD以禅让的方式将政权让与出身寒门的权臣刘裕手中，刘裕即刘宋政权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宋以后，继起依次以禅让方式获取南方政权的有齐（479AD禅得）、梁（502AD禅得）、陈（557AD禅得）三个朝代。与南朝对峙的北朝则经历了北魏的分裂（534AD），东魏禅北齐（550AD），西魏禅北周（557AD），北周灭北齐（577AD），北周禅隋（581AD）等过程后，终于在589AD由隋灭陈而再次统一“天下”，分裂与混乱了400年左右的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沿革1.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主要立法沿革2.曹魏《新律》太和三年，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制成《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共180余篇。就曹魏《新律》而言，与汉《九章律》相比，主要的篇目变化是：曹魏《新律》内容上的重要更动具改刑名，列於律首：将秦律以来在律典中起总则作用的《具律》列於各篇之首，总率著篇；调并科条，删繁就简：将汉代形成的庞杂律令科比加以合并精简，将适于入律之令科合入律中，不适者调入诸如令之类的法律形式中，实现了法律规范的精简化与系统化；改革刑制，重定五刑：在继承汉代刑罚体系的基础上，重定五刑，标志着帝制时代的刑罚制度体系化的开始。八议入律，标於篇首：将周代的“八辟”制度复活，规定於律典之中，作为官僚贵族阶级享受的法律特权。曹魏新律规定的刑罚体系与汉代刑罚体系比较3.泰始律魏元帝咸熙元年（264AD），曹魏权臣晋王司马昭以《魏律》仍嫌繁杂混乱为由，命贾充、杜预等大臣名儒“参酌旧律（指《汉律》和《魏律》），因时变法，务从俭约”，制定新律。新律最终於晋武帝泰始三年（267AD）完成，共20篇，620条，27657字，於次年颁行，史称《泰始律》或《晋律》。其后，晋武帝又将律学家、经学大师张斐、杜预二人的注解颁行天下，与律同时实行，故《晋律》又称“张杜律”。晋律的篇章结构扩充为二十篇，体系安排更加合理，条文更加简约，刑制更加合理；更多吸收了律学的研究成果，概念更加明晰，行文更加精要，逻辑更加严密；律注的法律效力更加明确，与律文的结合更加紧密。张斐《注律表》节选：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絶理謂之不道，陵上僣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盗，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晋书·刑法志》4.北魏的《北魏律》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拓跋鲜卑迅速为汉文化同化，摒弃本族落后的习惯法，仿照汉族律典，修定自己的法典。自道武帝时代开始，经太武帝、文成帝、孝文帝、宣武帝四代，耗时一百余年，终于编成《北魏律》（又称《后魏律》，这当然是后人的称呼）。该律共二十篇，留下来有篇目可考者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5.东魏的《麟趾格》和西魏的《大统式》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两个政权分别又有新的立法创制。西魏於大统元年（535AD）开始着手制定新律，大统十年（544AD）颁行，称为《大统式》。《大统式》标志着“式”升级为更加正式的法律形式。东魏於兴和三年（541AD）命群臣议定新制，在魏晋之科的基础上，“以格代科”，因在麟趾殿修定，故名《麟趾格》，颁行实施。《麟趾格》标志着“格”成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6.《北周律》北周代西魏后，於保定三年（563AD）修成《大律》，25篇，1537条，史称《北周律》。《北周律》的全文已不可得，据称其体例模仿《周礼》和《尚书·大诰》，内容仍然是继承魏晋律而得，内容庞冗，体系复杂，故隋承北周而混一天下，却舍《北周律》而采《北齐律》为《隋律》范本。7.《北齐律》北齐代东魏后，初沿用《麟趾格》，文宣帝天保元年（550AD）以《麟趾格》未足精细，诏群臣议造新律，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AD），在大臣封述等人主持下，以《北魏律》为蓝本，省并篇名，刻求清约，锐意创新，最终造定《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篇章体例、律文内容皆有重大创新，为后世所继承。《北齐律》共12篇，949条，其篇目如下：《北齐律》的创新：分章十二，篇目井然：精简确定律典篇目为12篇，为后世所继承，至《大明律》方以7篇（《名例》居前，其后对应六部，为《吏律》、《礼律》、《户律》、《兵律》、《刑律》、《工律》）律典格式取代之；首创名例，总统全典：合晋律以来之《刑名》《法例》於《名例》律，确定了后世中国律典总则的名称和法律地位；科条简要，律义精当：继承了魏晋以来各律以精简为要的宗旨，将法条总数压缩到1000条以下，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表明中华法制的立法水平臻於成熟。重罪十条，标於篇首：《北齐律》总结前代立法成果，将严重违反专制集权统治秩序的十类犯罪置于律首，称为“重罪十条”。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渊源上接秦汉，下启隋唐，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要略：律：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令：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科→格：以格代科，副法；式：地位开始上升；故事比经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变动比较剧烈，由于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分裂对峙的状态，并没有通行天下的官制。一方面，各割据政权的政权建设大多因循前代，另一方面，统治较为稳定的政权，在政权组织建设上则有更多的建树。这一时期政权官制法制的主要脉络有四个：1.在中央，台省（中书、尚书、门下）体制逐渐形成，取代了三公九卿制度，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中央官制；2.地方上则仍以州、郡、县三级划分地方政权层次。南朝曾建有“侨郡”，以容纳北方流民和迁居而来的世家大族。3.到南北朝晚期，北齐政权首先规定，九卿机关开始称“寺”，与“台”、“省”名称一起，成为政府机关的正式名称，使原先官名与衙署名共用的情况得以改变。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时代，在选官制度上，废两汉之察举，而行“九品中正制”，由世族阀阅门第决定官职分配，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即是指这种选官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士庶分立十分严重，高门大族垄断国政，寒门则很少有出仕渠道。小知识：关于阀阅和门第“阀阅”本来是有功大臣贵族在自己门前树立的记功柱。“阀阅门第”往往连称，指门阀制度。所谓“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门第”一词一般用来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从魏晋时代开始，法律以明文规定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自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制度。魏晋官制例举：北齐中央官制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法制1.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制度发展比较明显，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进步。这一时期的刑事法制，主要需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八议”、“官当”、“准五服以治罪”等法律原则入律，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为贵族官僚阶级提供了种种法律特权；第二，在罪名制度上，除了删减合并前代罪名以外，罪名的分类更加科学，“以罪统刑”的律典篇章安排更加合理。“重罪十条”的出现，为后世十恶制度的肇源，在中华刑事法制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三，在刑罚制度上，刑罚的体系更加周密，层次更加分明，宽严更为得当，帝制时代的刑罚体系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完备。2.“八议”入律“八议”本为周制，秦汉时代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未入律条。至魏晋时期，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加强和世族贵族势力的强化，“八议”终于在帝国律典中出现，作为定制，以维护官僚贵族的特权。“八议”在曹魏《新律》中首先予以规定，并为后世律典所继承，其内容为：对“八议”范围内（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的官僚贵族，在其犯罪后的审判程序上给予特殊照顾，“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晋]傅玄：《傅子》），法司不得专断。“八议”是汉代“上请”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对官僚贵族的特权规定，对秦汉帝国以来的“一断于法”、“法不徇私”的原则是很大的破坏，在确保官僚贵族特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纵封豕於境内，放长蛇於左右”（[晋]傅玄：《傅子》），对法制建设有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2.官当在曹魏《新律》定“八议”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法制中逐渐确立了“官当”制度。《北魏律·法例》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每等抵三年徒刑。官品从第五品起，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后照原官阶降一等叙用。至南朝《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除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准用赎刑折抵。以官爵当刑是给予官僚贵族阶级的又一特权。官当制度在南北朝时期确立后，为隋唐律法继承，并日臻完备。自明清以后，由于君主专制集权倾向的加强，吏治更为森严，官当制度被取消，但仍有以“罚俸”、“降级”代刑罚适用的情况出现。3.“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入律随着法律儒家化在立法层面程度的不断加深，儒家尊奉的服制也被引入到律典之中，这就是自《晋律》开始的“准五服以治罪”原则。晋朝是世家大族全面确立统治特权的时代，自西晋以后，国政基本上被世家大族垄断，这个阶级十分强调所谓“礼教”，吹捧“峻礼教之防”，严格区分阶级界限，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维护贵族官僚和门阀阶级特权的法制纷纷出台，例如前述之“八议”、“官当”等，与之相应的，服制作为儒家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