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着各族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根脉，各族人民必须牢固树立这一意识。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世界存在数千个民族单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并发展，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交往交流或矛盾冲突，还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或移民浪潮下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共生共存或权益争端，都是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三大关系中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的现实反映。各民族国家都处在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探索的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汇聚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已经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解决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如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较少从解决民族问题的视角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本文从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三个关系“为切入点，从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的认知和实践出发，阐释中国共产党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二正确处理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奠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基础（一）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厘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具体运用“中华民族“一词时较为含糊，有时特指汉族，有时又指称为中国的所有民族。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当时，“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向的是汉族。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中，“中国民族““中国各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与“中华民族“长期并用，“中国民族“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中华民族“。到了抗战时期，作为较早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杨松在其1938年发表的《论民族》一文中有时指出“中华民族“代表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有时又说“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核心，中国境内还存在少数民族。在杨松的表述中，对外，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统一称谓；对内，中华民族仍是指汉族，说明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专门设立一节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国情，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他还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含义以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有四层含义：一是“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二是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等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是整体，各民族是这一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三是中华民族代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之间是命运与共的关系。“结合而成“生动地概括了各民族“合“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各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四是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关系，“他们赞成平等的结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首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阐释中华民族的概念，充分认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性。既厘清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层次，明晰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和各民族之间命运与共、不可分离的关系；还遵从了民族的发展规律，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把握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突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这为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理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良好的基础。（二）制定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作为基础，民族政策是保障各民族权利、调节族际关系的政治资源，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族人民在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并培育出良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逐步构建起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推动实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提供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注意实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大革命时期，通过成立没有民族界限的工会、农民协会明确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宪法大纲草案确定了各民族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蒙，回，藏，苗，黎以及高丽，安南等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地看待。“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进一步实施：“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充分行使参政议政权利，对少数民族特别予以优待，即在少数民族人数较少地区可以进行单独的民主选举，且不受选举单位限制等；在国民参政会中增加少数民族参政员，在蒙古地方组织国民参议会，在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市、县的国民参议会中增加少数民族议席。此外，在多民族杂居地方，设置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或设立民族事务科管理相应事务，调节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改造阶级成分等方式继续落实各民族人民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等等。这些举措不仅落实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还打破并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改善了民族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扶助改善民生，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创造物质条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已有初步认识。1925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特别强调党要重视在少数民族中展开工作，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因此，在发动边境工农革命时，不仅要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意识、文化特点、政治权利，更要重视其经济利益。在之后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了这一理念，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扶助改善民生，维护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利。如采取“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针对民族地区特点，开办“毛织皮革工厂“等发展民族手工业，举办实利回民、蒙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贷款，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经济生活。同时，政府拨款救济农村和牧人，针对移民和难民，通过调剂公田荒田或伙种、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开设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恢复生产。为了提高群众生活，还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限制剥削，征收累进税。此外，实行贸易优惠政策，促进民族之间的互市贸易，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求。这些举措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加深了各民族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打牢文化根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上较为落后，就提出了要开办少数民族的简易学校，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程度。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普遍实施国民教育，设立各级学校，普及文化教育，并给予少数民族享有选择语言、文字和学校的权利。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在定边县开设一所抗日回蒙学校，课程使用回、蒙文字。同时，通过设立民族班，筹建民族学院，帮助培养少数民族青年。自1937年开始，中央党校开设少数民族班，招收藏族、彝族和苗族等青年参加学习。1939年，中央党校开设了回民干部训练班，培养30余名少数民族干部。1941年7月开始筹建延安民族学院，一开学即招收了300多名各族青年。此外，还通过举办冬学、夜校、识字组、半日校等方式推进社会教育。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继续实施支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相关措施的基础上，推进学习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等等。这些举措不仅逐步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加强了政治宣传，还充分尊重民族特点，关照了民族情感，促进了文化上的平等交流与相互借鉴。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奠定社会基础。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深入接触少数民族，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强调不仅要在宣传上重视少数民族有保存风俗、信教的自由，而且在交往中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在回民地区不擅入清真寺、不损毁回民经典、不借用回民用具、不在回民地区吃猪肉、猪油等。在此基础上，在各民族遵守人民政府法律前提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政策。反对和禁止污蔑和轻视宗教的言论行动，不动宗教土地，帮助修建宗教庙宇等。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更是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举措不仅真正做到将宗教信仰作为团结信教民族的旗帜，避免民族偏见和歧视，还团结了信教群众，增进了民族互信。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并在各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中唤醒中华民族意识，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逐步牢固。三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夯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底（一）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认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民族和阶级是两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但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阶级社会，民族由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组成，民族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与阶级存在联系紧密。马克思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强调阶级对立是民族矛盾产生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封建王朝时代，阶级矛盾无法调和，民族问题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呈现。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领导中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从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视角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从阶级视角出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透彻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了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从民族视角出发，透过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入分析民族问题，解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重民族矛盾交织的特点。在对外民族关系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在对内各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不断激化，而且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历史积怨和利益争端；在单一民族内部关系上，民族上层对下层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导致民族内部的矛盾一直存在。可见，民族矛盾作为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必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并处理民族与阶级并存相交关系问题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策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传播和践行中华民族观的重要目标，也是认清和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围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目标，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各阶级都有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实现民族独立的这一普遍的共同诉求。从阶级分析着手，在各民族中把压迫民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区别开，把本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同人民大众区别开，并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教育各族人民，帮助唤醒各族人民的阶级意识，为各民族的联合创造了条件。面对中华民族内部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