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要求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详细信息标题：国务院办公厅要求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来源：时间：2007-2-2322:07:51类别：行业信息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并就保护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机制作出了安排。《意见》指出，近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古籍修复工作，提高古籍修复水平。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各古籍收藏单位要建立修复档案，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对古籍进行修复，确保修复质量。要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图书馆设立国家文献保护重点实验室，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推进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继续实施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积极采用缩微技术复制、抢救珍贵古籍。要整合现有资源，建立面向公众的古籍门户网站。要采取有效措施，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古籍资源，发挥古籍应有的作用。《意见》要求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有关部门要制定规划，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修复机构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一批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籍修复人才。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和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国际与地区间古籍保护的交流与合作。2006年9月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即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项目，其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建立完整、准确地记录古籍基本情况的目录体系；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重点古籍收藏单位”，建立比较完备的古籍保护制度；大力开展古籍修复工作；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和缩微工作，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到2010年，初步形成我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中华古籍得到有效抢救和保护。同时，要实施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要全面进行《清史》的撰写、评审、修改并完成初稿，整理、翻译、出版一批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开展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的专题研讨，培养清史工程学术研究队伍。2006年10月13日，2006数字出版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出席年会并代表总署作了《用数字化带动我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柳斌杰副署长的演讲明确了发展数字出版是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目标，他还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流传要靠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古籍首先要数字化，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国家控制与管理政策探讨王立清魏瑞敏（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100872）内容摘要：本文从制定政策的主体、现有的政策以及政策作用的领域和形式对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国家控制和管理政策之现状作了阐述和分析，指出了由于政策缺失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对古籍数字化建设国家控制与管理政策提出了建议：加强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战略；规范古籍数字化国家控制的程序；加强政策中的标准化建设，统一建库标准和规范；加强古籍数字化建设政策中的协调和管理。关键词：古籍数字化；国家控制与管理；政策作者简介：王立清，女，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魏瑞敏，女，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古籍数字化，就是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中所蕴涵的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古籍的开发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那时并没有出现“数字化”的概念，一般称为“计算机化”或“电子化”。古籍数字化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如今，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有全文检索功能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光盘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全唐诗》网上电子检索系统，英国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开发的“国际敦煌学项目”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阶段性成果。1．古籍数字化建设中我国政府控制与管理的政策现状我国古籍资源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古籍数字化，是新时代的新课题，比传统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复杂的多，国家必须从全局和长远发展目标出发，及时对古籍数字化建设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进行整体控制和管理，以使古籍数字化工作有序和高效的进行。下面将从制定政策的主体、现有的政策、政策作用的领域和形式、政策缺失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国家控制与管理的政策做出梳理。1．1制定政策的主体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曾名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始建于1958年，“文革”中工作一度陷于停顿，1981年恢复。小组设组长、副组长及成员、顾问若干名。历任组长有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于友先同志，现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同志任小组组长。小组主要职能为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现与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为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制订、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检查执行情况；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调查研究和信息沟通工作；组织有关重点项目的评审、资助、出版协调工作；组织有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工作；编辑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承担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另外，1983年国家教委成立了以周林为主任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中国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1984年又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卫生部制订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计划整理686部中医药古籍，并成立了中医古籍文献学术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研究中医古籍整理工作。1991年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出任第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和“八五”计划》。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成立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制订各地方古籍整理计划，组织古籍研究、人才培训和出版工作。1．2现有的政策事实上，我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和学者，早已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提上议事日程，数字化、信息化发展到今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6年4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正式颁布实施。“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在出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上报和专家学者提议的基础上，经古籍小组组织专家反复审议研究，最后确定为196个重点图书项目，形成了“规划”的定稿。“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我国出版界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进一步实施精品战略，繁荣出版事业的重点文化出版工程。各出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的实施工作。每个项目都必须做到人员（领导、责任编辑、作者）、资金、时间三落实。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好书稿内容、编辑加工、装帧印刷等环节的质量关，确保项目的出版质量。“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一个动态的出版工程，古籍小组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每年检查“规划”的执行情况，对那些不能按时完成或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项目予以调整，并适时增补新的项目。同时，国家也十分重视古籍数字化的发展，2006年9月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即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项目，其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建立完整、准确地记录古籍基本情况的目录体系；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重点古籍收藏单位”，建立比较完备的古籍保护制度；大力开展古籍修复工作；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和缩微工作，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到2010年，初步形成我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中华古籍得到有效抢救和保护。同时，要实施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要全面进行《清史》的撰写、评审、修改并完成初稿，整理、翻译、出版一批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开展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的专题研讨，培养清史工程学术研究队伍。2006年10月13日，2006数字出版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出席年会并代表总署作了《用数字化带动我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柳斌杰副署长的演讲明确了发展数字出版是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目标，他还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流传要靠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古籍首先要数字化，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总的来说，国家对古籍数字化虽然很重视，但政策方面还不完善，现有的涉及古籍数字化的政策仅局限于强调古籍数字化，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究竟如何实现古籍数字化，一般没有总体的规划和控制，其作用的领域和形式也很有限。1．3政策作用的领域和形式二十多年来，中国古籍数字化的道路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利用计算机对古籍进行揭示，建立古籍的书目型数据库，方便读者检索使用；二是利用计算机对古籍的内容进行数字化，使读者不仅能通过计算机来阅读古籍，并且能够通过磁盘、光盘和网络进行传播。我国在古籍书目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标准和相应的指导政策；但全文古籍数据库建设方面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在实现网络化的古籍全文检索方面。目前，在古籍书目数据库建库方面，中国古籍书目的计算机机读目录格式已有通用标准，在大陆地区主要采用CNMARC，也有一些比较完备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可以参考，包括：《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中文拓片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等。中文古籍文献数据库也有相关的《古籍著录规则》和标引方法，还有古籍字符集的相关国际标准ISO/IEC10646等。虽然我国目前，各单位封闭建库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比较严重，但各种标准政策的出台和规范的日益成熟化，对各种数据库的统一标准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我国政府对古籍数字化的政策和指导多是在建库标准上的，而且标准不够全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硬性的统一要求，标准和规范也只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而已。再加上古籍数字化中有很多问题是一般文献数字化中没有的，有些新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规范可以参考。所以，国家政府的控制和各种政策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这方面的控制和管理显然跟不上实践的发展，以至于古籍数字化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变得非常的突出。1．4政策缺失导致的问题1．选题重复，资源浪费严重选题的好坏直接关乎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和收益回报。中国古籍的数字化开发目前是各自为政，国家没有给予很好的控制和管理，多数都是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片面追求规模与宣传效应，致使古籍的数字化集中于“少数”常用特别是丛书类的古籍，而大多数学术界需要的古籍的数字化无人顾及。关注的焦点过于集中，选题重复现象严重。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先后已有多家进行过影像的数字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光盘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光盘版、“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的网络版等)，一家进行了影像、全文文本的数字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网络版)，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曾经也进行过相同的工作，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最后没能面世。至于像二十五史这类规模稍小但更常用的文献，其数字版本就更多了，几乎现在称得上数字化项目的产品都全部或部分包含了它们。无庸讳言，在今天的各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