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的隐退与复归

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的隐退与复归“隐性逃课”指学生虽到场上课，却私下从事与课堂无关活动的“精神旷课”行为。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课堂教学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环节，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则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关键标尺，也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智能媒体已经深度介入学生日常的学习与生活，成为其话语生成、行为旨趣甚至价值选择的潜在控制端口，而技术变革也极大地冲击了高校思政课堂的育人效力，“隐性逃课”现象在智能媒体的催化中日益严峻。高校思政课“隐性逃课”的表象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的反思，折射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如何在技术更迭的浪潮中把握时代优势，化现实挑战为转型动力，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一、概念辨析：从“隐性逃课”到“真实性在场”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媒体以强大的技术关联性和信息生产力与大众需求高度耦合。“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拉开帷幕，一方面为学生筑起光怪陆离的媒介空间，另一方面却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一）“隐性逃课”:高校思政课的课堂顽疾“隐性逃课”指学生虽到场上课，却私下从事与课堂无关活动的“精神旷课”行为。相对于“显性逃课”而言，“隐性逃课”不受出勤率和平时分的束缚，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并未对“隐性逃课”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在教师课堂评价体系中也鲜有对“隐性逃课”现象的考量。管理机制的缺失与忽视为“隐性逃课”提供了制度的温床，一项针对高校思政课的调研显示，90%的学生在思政课中存在“隐性逃课”的经历，而28.8%的学生经常性“隐性逃课”；另一项调研显示，60.6%的学生倾向于在思政课坐在后排，而更倾向于专业课坐在后排的学生仅占19.8%。由此可见，“隐性逃课”现象的泛滥已经严重影响到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效果，学生在课堂的身心分离问题已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顽疾。（二）缘何“逃课”:智媒时代“隐性逃课”的动因对于“隐性逃课”原因的分析早已有之，早在2001年就有学者概括了“隐性逃课”原因分析模型，以默顿的“动机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了理论剖析。又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超过71%的学生习惯在思政课中使用智能手机，大多从事与学习无关的娱乐活动。虽然多年来高校思政课“隐性逃课”现象从未断绝，但随着智能媒体的海量信息冲击，其背后动因已悄然发生偏移。根据文献查阅和实证调研从而对学生进行画像描摹，可将思政课“隐性逃课”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沉迷型隐性逃课”。部分学生沉溺于智能媒体所营造的图像世界，在图像泛化的环境中思维能力逐渐退化。思政课具有“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宏大的价值结构让这部分学生望而生畏，并最终选择屏蔽思想政治教育的宏大叙事方式，继续在课堂上沉迷于智能媒体的精致幻像中。二是“质疑型隐性逃课”。智能媒体的信息洪流为学生的价值塑造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学生极易受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秉持审慎态度。更有不少学生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课更为重要，而思政课“对自身成长和就业提供不了实质性帮助”“只要考试前集中时间背背知识点就能拿到高分”。这部分群体在智能媒体对“内卷”的渲染和焦虑的贩卖中日渐壮大，而继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意愿也持续走低。三是“抵抗型隐性逃课”。尽管经过多年的实践，思政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已然显著提高，但依然难以摆脱在学生心目中“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讲授技巧和个人魅力，选择用花哨的课件、堆积的视频包裹其照本宣科的本质。因此，部分学生在洞悉思政课教师“走眼不走心”的授课方式后，采用“隐性逃课”的形式进行仪式性抵抗。（三）“真实性在场”:“隐性逃课”的解读与引申“‘在场’是生命体出现在活动场域的概念表达”，在西方哲学史中，“在场”产生于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随后由哲学概念逐步进入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成为现代性语境下的“在场”。“在场”的“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现场，即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场所；二是指行动的场域，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在这里行动的场域指超脱某个特定的时空场景，延伸到“由传媒所构建起来的‘媒介的权力网络’”。“身体与思维共同出现在此在的现场”即为“真实性在场”，而基于对“场”的解读，“真实性在场”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身体和思维共同出现于现场，即物理空间意义的“真实性在场”；二是身体和思维共同与行动场域发生交互联系，即媒介空间意义的“真实性在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的双重特征，“隐性逃课”现象所隐含的课堂身心分离是教育主体和教育内涵在物理空间“真实性在场”的隐退，而智能媒体所架构的“赛博空间”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效能，则是教育主体和教育内涵在媒介空间“真实性在场”的隐退。严格意义来说，物理空间的隐退是表象，而媒介空间的隐退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症结本源。由此可见，隐藏于高校思政课“隐性逃课”现象背后的是在智能媒体冲击下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隐退的现实困境。无论在“具身”的思政课堂还是在“离身”的媒介空间，都需要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思维、意志、信念的集中与交融，真正汲取理论知识和情感能量，而不是例行公事式的敷衍应对。当教育主体游离于教育话语之外，教育者独白式的单向输出最终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空场”的尴尬困局。二、现象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隐退的根源探索隐退是“隐性逃课”特征的本质概括，更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隐没于智媒时代的具象化表征。由高校思政课“隐性逃课”现象所引发的对“真实性在场”隐退的思考，是当下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视角。当下，基于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二者张力关系的分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真实性在场”隐退的根源探索显得尤为必要。（一）“装置范式”宰制学生思维，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失守安德鲁·芬伯格曾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些技术以非常难以意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提出的“装置范式理论”认为“人们在使用技术时本就在这种技术范式中生活”，即技术创新产生的各类装置将成为生活的范式。智能化赋予现代装置以超越以往的魅力，学生愈发依赖于智能手机等外在装置，在无限放大装置作用的同时忽视了自身的创造性价值。智能化装置在深度介入生活场域的同时已悄然让学生遗忘其机械、冰冷的躯壳，成为学生日常行为“无形的背景”和“无机的身体”。第一，信息洪流稀释了思政教育的叙事效能。技术的迭代和智能化的加持赋予以智能媒体为代表的现代装置以更强大的叙事动员能力。更丰富的叙事空间为个人感知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可能，文本再生产能力的提升与意义呈现维度的扩展，使智能媒体“开始从信息的生产传播转向知识的生产输出”。智能媒体建构了全新的信息获取方式，但是“跳跃式”“浏览式”的思维定式进一步提高了信息获取门槛，造成学生对传统知识学习的排斥和对信息获取速度的盲目追逐。“我们只是被更深刻地卷入到社会旋涡中，而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对信息的滥用和误读让知识的边界日渐模糊，对于信息的甄别疲乏最终让思政教育话语淹没于反复冲刷的信息洪流之中。第二，图像泛化屏蔽了理性思辨的活跃空间。智能媒体昭示了“读图时代”的来临，图像的快速生成与呈现“全面超越传统的语言和文本叙事成为当代社会的全新图景”。图文并茂的可视化传达形式开始对知识进行通俗化改造，但图像同样隐含“瓦解理性自我的潜在危险”。丰富的感知体验导致严肃的知识获取方式被弃置，频繁的感官刺激令学生对传统的文本结构产生厌烦，久而久之他们“对自己身体的切身感受会越来越迟钝，进而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失去联系”。学生在长期与装置共生的体验中，逐渐向装置让渡了思考权，持续的感官刺激和碎片化的信息呈现导致“读图者”们对图像信息浅尝辄止，从而引发思辨能力和求知欲望的全面退化。但值得肯定的是，装置与身体的融合使学生能够以多元路径获取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也因此获得最大限度扩张，叙事形式也开始转向全新的变革。但是场域的扩张仍然滞后于学生与日俱增的信息容量，叙事变革依然没有冲破“装置范式”宰制下的思维迷障，总体上思想政治教育压力不降反增，最终与教育主体“貌合神离”，走向课堂与网络阵地双双失守的境地。（二）“信息茧房”隔离对话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声“信息茧房”概念最初由凯斯·R.桑斯坦提出，他认为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智能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信息获取偏好，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浏览习惯，以分众化方式为其投送同质化信息，助长了“信息茧房”的产生。包裹于“信息茧房”的圈群在内部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与外部的沟通并不一定比信息匮乏年代更加通畅。第一，技术赋权扭转了一元主导的育人格局。在智能媒体的技术赋权下，传统传播的单向传输结构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复杂多样的多线程传播结构，话语权由少数人的“专属品”转而成为人人皆可获得的“日用品”，“教育”与“学习”概念也被重新定义。智能媒体的多元化叙事格局催生了圈群，圈群在算法的持续“投喂”中构筑了“信息茧房”，从而为学生营造了偏狭的叙事空间，进一步消解了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可能。多元话语空间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对话场景，教育话语持续被屏蔽于圈群的“茧房”之外，强力输入却不得回音的单向度教育生态由此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主导地位被进一步削弱。第二，话语屏障加剧了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长期面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干扰，错误的社会思潮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在智能媒体的掩护下频繁输入，导致媒介空间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隐蔽战场。学生价值体系尚待完善，“对社会发育特质的理解和把握的有限性”令其不足以应对媒介环境中复杂的价值判断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拒斥影响其对于社会问题审视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西方价值抢滩登陆、负面思潮潜滋暗长的媒介空间中，“后真相”“阴谋论”甚嚣尘上，而“信息茧房”的话语屏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意识形态风险。对于“信息茧房”的突破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但是流量、算法所营造的媒介“魔术化效应”导致“信息茧房”的构建基础暂时无法被颠覆。值得反思的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过多强调政治性而忽视学理性，反而会引发原本持摇摆态度的学生走向主流观点的背面。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人本化转向愈发凸显，但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发展的工具属性与人之个性塑造的本质属性的两难困境”，师生的隔阂甚至对立始终无法消弭，教育者与教育资源被“他者化”的风险依然存在，从而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沦入失声的困局。（三）“工具理性”诱导利益博弈，思想政治教育进退失据马克斯·韦伯将理性行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其中“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智媒时代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的新型育人工具，提升了教育内容的演示效果和教育质量的评价效率，但也有诱导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落入“工具理性”窠臼的风险。第一，技术滥用导致了场景构建的过度迎合。在智媒时代，对流量的追逐延伸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流量至上”的利益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利用智能媒体平台追求感官刺激的场景构建进而完成流量造势，却无形中消解了教育内容的严肃性及传播内容本身的价值塑造作用，甚至落入泛娱乐主义的旋涡而难以自知。基于这一导向，大量冗杂的媒体平台轮番上场，过度浮华的流量包装层出不穷，甚至在思政课堂“调侃英雄、亵渎历史、重塑经典的现象频频发生”。盲目追求“前排率”“抬头率”“点头率”加剧了学生的拒斥心理，技术的滥用和对繁荣表象的追捧颠覆了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