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讲课稿集聚【通用4篇】

遵义会议讲课稿集聚【通用4篇】【参考指引】此文档资料“遵义会议讲课稿集聚【通用4篇】”由三一刀客网友为您精编整理，供您阅读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分享下载吧!遵义会议讲稿【第一篇】【铭刻】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追寻】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遵义——伟大的历史转折地，因一次会议，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而此后的14年，中国革命昂首阔步，走向胜利。1935年1月初的黔北，寒气袭人，红军攻克了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城。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提议得到了同意。此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这个时机，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椅子围成一圈，如今陈设如初，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围坐在此，共商大计。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遵义会议连开3天。首先博古作主报告，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作副报告，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随后，张闻天作“反报告”，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要害。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随后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指出：“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还牺牲了很多人命，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1月17日晚，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等决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四渡赤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感言】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核心要义正基于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体现着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遵义会议讲稿【第二篇】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所孕育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目标。下面请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长征故事中的遵义会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讲稿【第三篇】《遵义会议》讲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2015年6月，他在贵州调研时指出0“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1、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主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待到计多里安节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