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3篇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3篇【参考指引】此文档资料“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3篇”由三一刀客网友为您精编整理，供您阅读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分享下载吧!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1【“红船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以“红船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光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是地域范畴和实践范畴的集合。作为地域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它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作为实践范畴的红岩，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时代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紧密相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国统区、港澳与海外党的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大本营。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国统区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长达八年的斗争历程。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带领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气节的融合，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代表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精神品质——红岩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岩精神是“红船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它们是在同一历史使命、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展现。红岩精神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精神的独特魅力。一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坚持原则与国民党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南方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大染缸”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是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四是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南方局以诚信、宽广的胸怀，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着积极影响，也感染和激励着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弘扬红岩精神，在“四个伟大”中彰显时代价值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赋予共产党人崇高的使命。红岩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作为红岩精神的传播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在弘扬红岩精神、服务“四个伟大”中不断开拓创新。组建“红岩故事宣讲团”，以讲述故事、知识问答等方式，让红岩精神走进社区、军营、学校、乡村，有效增强了红岩精神的传播深度。通过建设27个红岩文化室，将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到偏远地区、边远山区，有效覆盖了红岩精神的传播广度，探索出了小规模、广覆盖、深传播的传播模式。依据党员教育规律打造的红岩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提出了“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的建设总目标，实现了与全国其他党性教育基地的错位发展，发挥了红岩精神在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政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重庆市还将红岩精神传播与文学艺术相结合，打造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红岩人物原型改编的话剧《幸存者》入选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获得2014年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京剧《张露萍》主演荣获2013年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红岩题材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获得热烈的社会反响。弘扬红岩精神，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巴渝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交相辉映，孕育了特色鲜明的重庆人文精神，成为推动重庆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我们应加强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中汲取养分，加强对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鼓舞人，以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300多位革命英烈的浩然正气感召人，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弘扬红岩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岩精神的传承，把时代精神、时代需求融入红岩精神的基因和根脉中，把弘扬红岩精神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结合，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品质提升工程”列为弘扬红岩精神的一号工程、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典范工程和献给建党100周年的精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他强调：“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当前，重庆正用红岩精神培育理想信念、涵养务实作风、滋养奉献意识、蕴蓄创新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努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范。”“要运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懈奋斗，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是既有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二、红岩精神的特色内涵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轉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