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第9卷第6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9No．62008年12月Journalof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Dec．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陈向科1，2（1.湖南农业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410128；2.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洞庭湖区历史演变与环境变迁及灾荒史、社会构成、农业经济、手工业、市场网络、金融及赋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有研究在时间段限上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在内容上以有关洞庭湖区历史演变、洪涝灾害及其治理和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果居多，学术视角比较单一，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因此，应突破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层面，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注意纵向和横向比较；深入挖掘史料，以促进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关键词：洞庭湖区；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013(2008)06-0083-0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在区域选择上，江南、华南以及华北地区是学者着笔较多的区域，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颇丰。相对而言，华中地区，特别是湖南洞庭湖区域则显得较为薄弱，与历史上该地域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甚相称。笔者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变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希望能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80年代以前，关于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全国或湖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研究文献中，部分见之于洞庭湖专题研究成果，如徐蔚华《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1936）、李震一《洞庭湖环行记》（1947）以及《地政月刊》、《中国农村》、《东方杂志》等报刊所载《湖南各县田赋附加税统计》、《湖南各县面积及人口密度》、《湖南安乡县农村的税捐和高利贷》、《洞庭湖滨之农民生活》、《南县农业调查笔记》等社会调查报告。80年代至今，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方面如张步天《洞庭历史地理》（1993）对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卞鸿翔《洞庭湖的变迁》（1993）、何林福《洞庭湖》（1994）、王克英、郭辉东《洞庭湖治理与开发》（1998）以及施金炎《洞庭史鉴：洞庭湖区域发展研究》（2002）等对洞庭湖区围垦与演变及治理对策的研究。杨青《洞庭湖区的龙文化》（2004），通过考古学与多科学的综合研究，以龙文化的形成规律为主线，突出阐明洞庭湖区的龙文化。高碧云《洞庭湖经济史话》（2005）在水务、农业、工业、商贸等方面概述了洞庭湖区经济的兴衰变迁。徐民权《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2006）叙述了洞庭湖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状。包括泥沙运动、山峦改观、湖体兴衰、洲土垦殖及洪涝灾害等。刘大江、任欣欣《洞庭湖200年档案》（2007），通过汇编档案史料或利用档案史料著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洞庭湖近200年（1803—2003年）来湖州变迁、治理、血吸虫病防治和生态环境等内容，时间上与成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的《洞庭湖志》相延续。对洞庭湖区域史研究的专题论文中，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社会经济问题，兹举其要者如下：第一，关于洞庭湖区历史演变、环境变迁、垸田发展以及灾荒史的研究。学者们从洞庭湖的名称由来、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沧桑演变，到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做了大量研究，发表近50篇论文。代表性的如景存义、周国祺、何业恒、官子和、杨达源等对洞庭湖盆由来和演变的研究（景存义．洞庭湖的形成与演变，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丁全英：洞庭湖地区近代变迁原因，华南地震，1983年第1期；周国祺：洞庭湖盆的由来和演变，湖南地质1984年第1期；何业恒：洞庭湖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自然杂志，1984年第6期；官子和：洞庭湖的形成与演变泥沙研究，1986年第1期；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地理研究，1986年第3期；张光贵：洞庭湖演变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江流收稿日期：2008-10-15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作者简介：陈向科(1975-)，男，湖南华容人，编辑，博士生，主要从事近现代经济史及思想文化史研究。84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域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4期；杜耘：洞庭湖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研究，武汉大学，1999博士论文；苏成：洞庭湖的形成、演变与洪涝灾害，水土保持研究，2001年第2期；吴小平：论洞庭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龚胜生：江汉—洞庭湖平原湿地的历史变迁与可持续利用，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6期；刘沛林：洞庭湖区环境变迁与生态安全对策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郭唯：洞庭湖的演变与水土保持问题的思考，中国水土保持，2005年第1期；周宏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谢永宏等：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演变、问题及保护措施，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6期）。其中，卞鸿翔分别就先秦时期、汉晋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洞庭湖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根据历史资料，对“洞庭湖方八百里”的说法作了考究，由此阐释各个历史时期湖水面积的变动规律（卞鸿翔．先秦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3年第2期；汉晋南朝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元明清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年第1期；历史上洞庭湖面积的变迁，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张步天对先秦汉晋时期洞庭湖区以江陵和长沙为中心的南北向和东西向陆上交通干线以及湘资沅澧油诸水与长江干道水运连成一片的水上交通线作了考证[1]。刘力欣以洞庭湖区为例，探讨了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与生态环境之间失衡的因果关系，认为有清一代的洞庭湖区，在遭受长江中上游地区山林开垦、泥沙大肆入侵之际，又遭本区人民与湖争地、围垸造田的层层盘剥，以致湖面萎缩，湖区生态日益失衡。而这一切与清代“摊丁入亩”的推行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行是分不开的[2]。邓永飞通过考察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变迁、移民、水利、社会冲突和地方行政，探析了近代社会环境变动之下国家怎样对地方实行管理，各种社会群体又如何利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源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而加深对土地开发过程中地方社会运作复杂情形的认识[3]。另外，卞鸿翔、熊伟民就洞庭湖区的围垦、钟兴永就洞庭湖堤垸的兴废及其历史作用、张建民就洞庭湖区堤垸农业的发展做了探讨（卞鸿翔．洞庭湖区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85年第2期；熊伟民：清朝洞庭湖区围垦问题，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钟兴永：洞庭湖堤垸的兴废及其历史作用，云梦学刊，2005第6期；何业恒：洞庭湖区水利事业的历史兴废，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第3期；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尽管存有争议，这些研究还是基本厘清了历史时期洞庭湖演变的规律，为当今治理洞庭湖提供了借鉴。灾荒史方面，以杨鹏程的对洞庭湖区灾荒史尤其是血吸虫病史及减灾防灾对策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刘晓清根据大量调查统计资料，分析了洞庭湖区的农业灾害及其特点，并提出了减灾防灾的建议[4]。徐红探讨了宋代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增多、大量垦荒的关系，认为过度开垦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5]。吴海文对清代洞庭湖区水患与洞庭湖治理作了研究，认为洞庭湖区水患大部分由自然因素造成，但同时人为因素也促成了水患的发生，如植被破坏、泥沙淤积，围湖造田等。人们因此应树立防灾、抗灾意识，避免主观因素，从而减少水患对社会的影响[6]。张安东以辛酉(1921年)空前春荒赈济为中心，研究了民国前期湖南灾荒赈济及成效，认为湖南省内外对于此次春荒的赈济，虽作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看疲软乏力，收效有限[7]。黄庆林分析了1931年洞庭湖水灾原因，并探讨了湖南省荒政与传统的荒政以及国内其他地区荒政的区别[8]。第二，关于洞庭湖区社会构成的研究。人口与移民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迁徙。如张步天对洞庭湖区的历史人口状况作了考察[9]。龚胜生根据光绪《湘阴县图志》所载氏族，以清代湘阴县域为研究范围，考察了121－1375年间湘阴县外来氏族移民过程与空间分布，认为外来氏族无论是直接迁入还是辗转迁入，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土地和生存而来；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氏族移民来源地。湘阴县氏族移民入居地从丘陵平原向河湖滩地拓展的演变，反映了湘阴县域乃至整个洞庭湖区从丘陵到平原再到湖区的区域开发过程[10]。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在借鉴谭其骧及其弟子曹树基对湖南氏族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微观地理因素对湖南外来氏族的来源空间进行探究，是移民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又一次突破，值得研究者效法。何业恒论述了近两千年来的湖南人口，认为湖南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第9卷第6期陈向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852.1%，在历史上湖南人口却常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以上，是全国人口数最较多、密度较大的省区之一[11]。刘谋文对清代湖南人口结构作了研究，认为清代前、中期湖南人口快速增长，后期人口呈缓慢增长态势。清代湖南人口的分布以长沙为中心，溯湘江南至衡阳，沿洞庭湖边腴区北至岳阳，西至常德、澧州、中部溯资江至宝庆，形成人口稠密区。人口性别结构中男多女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长期存在[12]。此外，何文君、彭先国、易晓萍、李朝霞与彭辉等对不同时期湖南人口的迁移及其规律等问题作了论述，涉及到洞庭湖区移民问题（何文君．明至清初江西对湖南人口的迁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彭先国：清代湖南人口流向研究，求索，1999年第3期；李朝霞：近代湖南人口的变迁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薛政超：湖南移民史研究（618-1279年），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彭辉：近代湖南人口及其变迁，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夏先中：清代湖南人口与环境，湘潭大学，2007硕士论文）。宗族研究方面，杨果分析了宋元时期洞庭湖平原聚落的变迁与其影响因素[13]。谭件国从传统湖南宗族的外部形态结构、近代湖南宗族的状况及其演变、近代湖南宗族的特点、近代湖南宗族与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了湖南宗族在近代社会的演化过程与规律，认为其总体趋势是走向衰落[14]。林济分析了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从中可以管窥近代洞庭湖区乡村家族社会财产关系的若干特征[15]。基层政权及社会组织方面，王继平就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作了研究，认为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的兴盛、经济组织的转型、文化教育组织的变迁和秘密社会组织的消长以及民俗组织的出现。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对湖南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16]。丁芮探讨了近代湖南社会的控制问题[17]。王先明以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了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展示了洞庭湖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及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18]。第三，关于洞庭湖区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农业发展状况、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农村商品经济、农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等。在农业发展状况方面，何业恒考察了洞庭湖区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19]。董谋勇论述了清代洞庭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认为清代洞庭湖平原水稻生产非常发达，源于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发达的水利建设[20]。王晓天探讨了近代洞庭湖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认为近代时期的洞庭湖周边地区秉承了清代以来“湖广熟、天下足”的传统，仍然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