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何樟勇摘要：本文在简略回顾传统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局限性以后，侧重介绍了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杨小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介绍内容包括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模型的具体内容以及各模型所存在的优缺点。昀后，联系实际，探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指导意义。引言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于实现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其实质就在于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8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领域内重新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恰恰就是知识、科技、人力资本投资等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8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上的意义。80年代中期以来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作的新探索。主要以保罗·罗默(Paul·Romer)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为标志。随后同一杂志又相继在90年发表了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等人的论文《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在91年发表了杨小凯和博兰德(XiaoKaiYangandBorland)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了加里·贝克尔等人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此外，美国的《货币经济学杂志》在1988年刊登了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所有这些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探索。本文主要结合这些论文，对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这一新动向作一评述。一、传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局限性本文将40年代到60年代出现的增长理论称之为“传统”的增长理论，以与增长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进展相区别。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omar)在力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化、动态化的过程中几乎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两个极为相似的经济增长模型。若用S表示储蓄率，C表示资本-产出比，则哈罗德—多马模型可用下式表达：　〖JZ(〗G=[SX(]S[]C[SX)][JZ)][JY](1)　它表示了增长率G与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C之间的确切关系：经济增长与储蓄率S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C成反比，哈罗德进一步指出，如果上式成立式中的G就是均衡的增长率，亦即他所谓的“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growthrate)，用Gw表示。他还提出了与此相区别的实际增长率Gr和自然增长率Gn。在他看来，只有下式成立时，均衡经济增长才有可能。　〖JZ(〗Gw=Gr=Gn〖JZ)〗〖JY〗(2)　但是，哈罗德在推导他的模型时，假定利息率即资本报酬率是常数，从而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上述恒等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哈罗德将他提出的恒等式称之为象“刀刃一样脆弱”(knife-edge)的均衡增长条件，即非常难满足的均衡增长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两个明显缺点：第一，该模型考虑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它不含有可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发展的机制；第二，该模型的结论明显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不相符合。但因哈罗德并没有直接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模型不能时时满足他提出的均衡条件。索洛(R·SoLow)在深入研究哈罗德增长模型之后，突破了哈罗德模型的局限性，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提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的公式为：〖JZ(〗[AKk·〗=sf(k)-nk〖JZ)〗〖JY〗(3)　其中k=[SX(]K[]L[SX)]=资本与劳动之比，大致为每个劳动力所能分摊到的资本设备。[AKk·〗代表按人口平均的资本增加量，s代表储蓄比例，f(k)代表每个劳动力的平均生产量。n为人口增长率。把(3)式进行移项，则索洛模型的意义就较易于理解。移项后(3)式成为：　〖JZ(〗sf(k)=[AKk·]+nk[JZ)][JY](4)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人均储蓄可以被用于两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即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每一增加的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从索洛模型中可以得出，当经济增长达到均衡时，〖AKk·〗=0，那整个社会的积累正好用于装备新增加的人口，按人口平均的资本量(k)保持不变，从而，劳动生产率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在均衡增长条件下，索洛模型的增长率可用下式表达：　〖JZ(〗g=[SX(]△y[]y[SX)]=[SX(]△L[]L[SX)]=n[JZ)][JY](5)　索洛模型有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从索洛模型中得出的均衡经济增长率是被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样一个外生变量所决定的。因此，索洛模型的经济意义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不愉快的结果”。第二，索洛模型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增长，在他的这一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与劳动，他的模型的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不得不被归为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residual)。索洛的这一外生“余数”引起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随后的增长理论文献都围绕如何将索洛“余数”内生化展开工作。其中以阿罗(K·Arrow)和宇泽(H·Uzawa)的工作昀为出色。二、过渡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阿罗、宇泽模型阿罗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实践中学习”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阿罗指出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也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投入，而这种生产经验的增长可以被投资或产量的积累指数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阿罗建立了他的增长模型。阿罗模型的核心是技术进步方程式。若以A代表技术进步因子，并假定α为小于1的常数，则技术进步方程式可表示为：　〖JZ(〗A=K　α[JZ)][JY](6)　式中，K为资本总量。方程式表明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函数。如果进一步假定，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是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则这种影响可以定量地用下式表达：〖JZ(〗Y=F(K,AL)〖JZ)〗〖JY〗(7)　式中F(·，·)为齐次线性的生产函数，Y和L分别代表总产量和劳动力总量。AL在增长理论中常称之为有效劳动力(effective-labor)。如果生产者经验的增长可以被资本积累的增长指数化的话，阿罗模型显然就将技术进步的一部分作用内生化了。在这一模型中，产出不仅仅是有形要素的投入，而且也是学习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但按新古典增长理论导出的阿罗模型的均衡增长条件为n/(1-α)，亦即这一模型的均衡增长条件仍然是被人口或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所决定的。虽然均衡增长条件还取决于学习效果的优劣(即α值的大小)，但是如果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n不为正，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可能。　宇泽的思路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教育部门。在宇泽模型中，他假定社会将配置一定的资源到非生产的教育部门。教育部门通过其对生产部门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来间接实现对产出的贡献。同阿罗模型一样宇泽模型的核心，也是技术进步方程式：　〖JZ()〖AKA·〗=G(A,L　E)[JZ]〗〖JY〗(8)　式中〖AKA·〗为技术进步的变化率，G(·，·)为技术进步函数；L　E为教育部门劳动力。技术进步方程式表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在这一技术进步方程式之下，宇泽进一步得出他的生产函数方程式：　〖JZ()Y=F(K,[AKA·]L　P)〖JZ〗〗〖JY〗(9)　式中L　P为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配置。这一生产函数表明：产出是有形要素和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函数。由于引进了教育部门，宇泽的模型又常被称为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虽然，宇泽模型也将技术进步的部分作用内生化了，但这一模型也遇到与阿罗模型相同的问题。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推导，宇泽模型的均衡增长条件为2n，也即如果人口或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的话，经济就不可能增长。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虽然类似于阿罗和宇泽的模型还有许多，但这些模型均不能彻底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导出的那些“不愉快的结果”。如果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被外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决定的话，这些模型就没有昀终解决索洛余数提出的问题——如何将技术进步的作用内生化。这也许是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技术工具特别是数学工具还没有出现。总之，70年代初期以后，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也逐渐转向其它研究领域。以至贝克尔在1987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报告中惊呼，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理论丧失兴趣已经有整整15年了。事实上，直到1986年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他的论文《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开始探讨消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存在的局限性的可能途径以后，西方学术界才再次对经济增长理论恢复兴趣。罗默的这篇论文—石激起千层浪，启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时期。在他之后，贝克尔、卢卡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一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相继问世，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介绍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前，对索洛的“技术进步”作进一步的阐释是很有必要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上，当索洛提出“技术进步”这一概念之后，它已经成为一个“黑盒子”，一切不能由资本与劳动来解释的经济增长都很方便地被装入了这一“黑盒子”中，以致于它似乎成为了经济学家推缺责任的昀好代名词。但当我们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索洛这里所指的“技术进步”，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它的具体组成部分。　技术进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呢?这可以从对产出增长源泉的分析入手来得到结论。产出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单位生产要素产出量的增加(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为产出增长中的外延增长(extensivegrowth)，后者是产出增长中的内涵增长(intensivegrowth)。这就是说，或者只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只提高生产要素生产率，或者既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提高生产要素生产率，都可以使产出增长。可见，产出增长方式可以是纯外延型的，可能是纯内涵型的，也可以是外延内涵共存型的。　事实上，即使生产要素的数量不变(简单再生产)，而只要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量增加，产出就会增长。这种情况下产出的增长完全来自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则只能来源于生产技术的变动(技术进步)。这是纯内涵型的产出增长方式：产出增长中只有内涵增长，而后者则完全来自技术进步。　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增加，可以改善生产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协作，组织与管理，使得变动后的生产规模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规模经济)，这无疑是一种技术进步。　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伴随着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可以装置先进的生产效率更高的(也是价格更昂贵的)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如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等)，使得生产规模变动以后人均资本提高(即劳动的资本装备率或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无疑也是一种技术进步。　此外，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中，都存在下面的情况，人类通过不断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通过生产中的所谓“干中学”的“自学”过程，使人类智能不断发展，人力资源不断改善，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与不断进步，从而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因而使劳动生产率这个生产过程昀终代表性指标不断提高，这种“智能进步”无疑是一种技术进步。　根据上面的分析，技术进步应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