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机理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机理与实现路径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内容提供商的高速发展，催生和变革了一系列经济活动，传统的劳动过程逐渐数字化，即出现了所谓的“数字劳动”。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劳动关系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与传统工业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劳动过程、劳资博弈方式、雇佣关系等诸多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复杂、多元、深化和隐蔽，其直接后果是弱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资强劳弱”的格局被进一步固化，导致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关系愈趋紧张，隐性或潜在的劳动问题随时可能引发显性或公开化的劳资冲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数字经济下的共享平台服务人员数量在x—x年间出现了激增，x年共享经济参与人数约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根据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数据，x—x年五年间，互联网企业劳动相关司法案件从x年的1.07万件上升至x年的3.97万件。新劳动形式的出现、新就业人数的增长和法律制度的不尽完善，造成数字经济背景下劳资矛盾的加深和劳动争议案件的急剧上升，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挑战。根据当前形势，建构契合数字经济背景下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为我国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思路和着力点。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国朝着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劳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关系，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一直以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是使劳资之间实现利益的公平公正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进而提高劳动关系主体各自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双赢，这与共享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共享发展理念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维度和可行的实践路径，因此，可以将共享发展理念与已有劳动关系理论有机融合，构建一种全新的和谐劳动关系——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进而为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建议和参考。一、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嬗变1.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的转变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内容提供商的高速发展，催生和变革了一系列经济活动，传统的劳动过程逐渐数字化，即出现了所谓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的定义最早被泰拉诺瓦（Terranova）提及，他认为数字劳动区别于传统物质劳动，是对“非物质劳动”（知识、文化和信息）的生产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今来看，数字劳动过程不再只是免费的无偿劳动，还包括利用数字平台进行交易的雇佣和非雇佣劳动，而这种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过程已然发生了改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趋于分离。马克思强调未来的劳动过程应该是“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集成芯片制造成本的降低，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物化劳动加速取代活劳动的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机器人等被广泛应用于劳动过程，传统产品生产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逐渐被智能工业机器人替代，直接从事产品深加工的工人数量趋于减少。更多工人不再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作业，而是被分配到对自动化机器设备的监控和维护中，传统雇佣经济下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趋于分离。（2）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和非物质化。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劳动形态数字化、非物质化。数字经济背景下呈现出越来越多以信息、知识、数据、情感等非物质形态为特征的数字劳动产品，以往处于生产环节外的资源和劳动，现在都可以转化为“数据”用于剩余价值生产。由此产生基于注意力、数据、零工、内容和“粉丝经济”的双边数字经济市场，数字资本通过活跃用户的产消型无酬劳动，恣意剥夺其相对剩余价值。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和手段日益复杂和多元，无薪抑或隐性劳动成为最新的剥削形式。（3）劳动资料智能化。工业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实现了对原材料的精准投送和对流水线工人的实时、全天候监控。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供需匹配效率提高，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也更加快速。计算机仿真、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对新产品开发和设计的可视化管理，原材料从库房到生产车间再到物流的调度和运输完全可以通过自动化远程控制；另一方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管理和控制不断加深，以往对劳动的控制仅靠工头的粗糙监督，而现在随着新型传感器设备、高精度定位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应用，使劳动者置于资本的全天候监管和控制下，工厂可以实现对劳动者的实时和自动化监督。数字工厂内，监视器、传感器和微电脑等设备被安装在相应的生产设备上，借助网关等中继设备将其并入工业互联网，通过对劳动过程中的人员、材料和设备等信息进行实时动态采集，完成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集中协调管理。工人的操作流程被精细化、规范化、程序化定制和管控，工人利用工作间隙伺机偷懒的侥幸心理随着生产资料的智能化应用被彻底磨灭。数字工厂外，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将定位精度提升到了亚米级，即使劳动者摆脱了“工厂体制”下物理空间的限制，资本依旧能通过远程定位后台实时掌握劳动者的位置信息。以外卖平台为例，外卖员一旦上线登录平台，就会一直处于平台的“电子全景监控”之下，平台实时记录劳动者的运动轨迹和工作状态，并利用后台的算法程序为其安排最精细的配送任务。总之，数字化技术被应用于劳动过程的各个环节，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进一步加强。2.数字经济下雇佣关系的改变（1）雇佣关系的即时化与弹性化。数字平台依托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被冠以“共享、分权和绿色”的价值符号，由于其通过“连接”和“匹配”将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直接联系起来“撮合”市场交易，并将中介等第三方职能机构排除在外，被称为“未来趋势的新化身”然而，表面平台经济似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以及提升闲置生产资料和闲散劳动的利用率等方式，正在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以及劳资矛盾等，但事实上共享经济却蒙着创造灵活就业的面纱，掩盖了资本以更为多元、隐蔽和复杂的方式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本性。相较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资本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即时化、弹性化，进一步减弱劳资间雇佣关系的刚性而寻求资本积累的最大化。（2）劳资权责边界的模糊化。平台就业模式使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的建立更为便捷。然而，平台经济抛出“一点接入，服务全球”的噱头，背后却通过模糊劳资权责界限给人们在法律形式上认定雇佣关系造成了困难。由于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障碍，雇主和雇员无须当面交易，雇主可以在任何时间利用平台发布劳务和服务需求，劳动者也可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其工作和闲暇的时间界限被模糊化。而与之一同模糊化的还有劳资之间的权责以及对劳动者的保障，正是因为平台经济“即需即用”的雇佣特点，数字劳动者无法拥有像传统雇佣关系下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即使签署了一定形式的雇佣劳动合同，平台也会以各种方式规避其责任，劳资之间一旦发生争议和纠纷，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受到保护。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以往劳动者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并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控制，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从属联系，但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雇佣模式使得劳动者除却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外，组织和人格方面的从属关系被弱化，很难完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平台将劳动者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劳动者群体无法有效组建有规模的工会组织与资本对抗，更无法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3）“去劳动关系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资本“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依靠数字技术，资本通过对雇佣形式的“巧妙”改变弱化了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借以“众包”“共享”“零工经济”和“独立承包商”名义替代实际的雇佣关系。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将服务实时更新，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就业，且可以同时为多个服务需求者提供服务。传统的雇佣关系下，资本与劳动确立劳动关系后，劳动者被要求集中在雇主指定的劳动场所内，“通过固定工作时间、系统化的管理和重新组织劳动过程加以利用”。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在线上承接工作任务之后，只需根据市场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可，而不需要时刻受到资本的限制，可自主选择工作地点。网络电商、网约车和互联网家政服务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被称为非典型的合作契约或劳务关系。尽管这种平台化的劳动和服务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选择，劳动者的工作任务、时间和地点也更加灵活和弹性化，劳动报酬也相应从传统的计时工资向计件工资转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似乎被减弱，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强联系和从属关系也被弱化，但究其本质，其仍然属于从属性的雇佣劳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和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去劳动关系化”的实质，是在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祛除合法的劳动合同化用工，以劳动租赁的形式来规避劳资之间建立正规的雇佣关系，通过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会因雇佣关系形式的改变而减弱，反而通过新技术手段使剥削形式更加隐蔽和深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灵活就业平台只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快速积累的新形式和进一步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新模式。3.数字经济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范围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家为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占有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除了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强迫延长劳动时间之外，扩大劳动剥削范围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产业工人身上，而且还把剥削的触角延伸到数字经济发展衍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1）信息垄断加剧“数字生产过劳”。资本通过利用数字技术霸权和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将一切可供利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囊括进数字劳动市场，资本一旦需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便可以在这巨大的数字市场里快速匹配数字劳动者。由于市场的竞争性，资本可以以相对更低的成本雇用到更具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而且，资本家凭借劳动过程中对核心信息资源的垄断，不仅剥削了劳动者本身的剩余价值，还将劳动者的部分生活资料再商品化，以短期租赁的形式提升资本利润。同时，平台引入消费者的评分和评论机制，将劳动者的劳务和服务质量“外包”给了消费者。对于劳动者来说，只有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劳动强度，有时甚至需要付出超过劳务和服务本身工作量的努力才能获得较高的评分。在这种评分机制下，“数字生产过劳”成为劳动者在数字经济生活中的常态。（2）数字技术壁垒迫使劳动者“向下流动”。智能手机、智能语音助手和数字化服务平台的使用，加速了低技术劳动力的“去技能化”。一些低技能行业劳动者如外卖员、出租车司机和快递员不再依靠经验积累熟悉城市道路，相关平台则通过直接接入第三方地图服务，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将劳动者实时轨迹信息进行整合，推算出每个路段的交通状况，并借以智能导航和语音的形式为每一次配送任务提供最优路线安排。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一些低技能数字劳动更加便宜且可替代，最终引致技术性失业。尽管数字技术的兴起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技术壁垒的限制，有能力获得新技术岗位的劳动者与被迫失业的劳动者并不是同一群人，那群被迫技术性失业的人只能向下寻求地位更低、收入更少的职业。尽管马克思曾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资本有机构成发生质的变化引致的过剩人口可能会随着工业周期的更迭被或多或少吸收。但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活劳动技能的替代不再仅仅是过去几次工业革命时期对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的替代，当今时代需要更多的是复杂和抽象的脑力劳动，即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