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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二五”安徽经济增长源分析新世纪以来，我省经济步入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GDP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量于2009年突破万亿大关，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实力、地区财富以及对周边的影响力跃升至一个新阶段。然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原有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一些不能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新要求，也不能有效化解各种新矛盾、新制约。站在新的发展平台、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因势利导，寻找“十二五”新的经济增长源，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本文试就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大创新力度，突破发展瓶颈，重塑新的经济增长源，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取向作初步探讨。一、适应新形势，寻求新增长源刻不容缓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国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使得我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变化。虽然危机没有改变我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调整和转型势在必行。适应新形势，确保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1、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外需”比例明显收缩，“内需”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适应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十二五”适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再平衡－2－期。由于危机前美元低利率政策延长和推高全球经济的繁荣期与增长率，全球制造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过度生产带来的需求-供给结构长期失衡矛盾的总爆发。危机过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在对发展模式、贸易格局及贸易规模进行显著调整。特别是欧美国家普遍发生了从以往的“去工业化”、过度“虚拟化”的发展模式，转向重启“工业化”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发达国家（OECD）工业产出占全球的份额已从78%降到66.4%（2006年），现在他们要扭转这一趋势，以加速经济向“内”生转变、经济支撑向“实”体回归。虽然从长期看，欧美缓慢的经济增长加上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将无可避免地使工业继续向新兴国家转移。但是，发达国家迫于内部政治、经济压力，贸易保护必然会在未来一个时期进一步强化。这无疑会抑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水平进一步上升的势头，导致我国经济“外需”比例收缩。尽管这一变化对外向度较低的我省直接影响不大，但将通过加剧国内市场竞争，间接影响我省经济。适应这一新变化，“十二五”新的经济增长源要求我们把提高产业、产品的竞争力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跨越危机、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将带来发展方式深刻转变，适应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先导优势。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纷纷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增加科－3－技创新投资、发展高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这些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带来发展方式的深刻调整，这对各国、各地区来说都是一大挑战。从目前支撑我省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看，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二是随着我国资源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过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的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先导优势，不仅要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而且还要能成功应对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增强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省产业在国际、国内产业链上的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3、投资增长外延化、效益递减，投资效果有待提高，适应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效应优势。近年来，在我省经济快速增长中，投资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投资规模先后跨过九个千亿元台阶，由2000年的866.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263.2亿元，年均增长30.1%，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快8.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1年的38.4%稳步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已超过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主动力。但在投资强劲支撑－4－经济扩张的同时，投资结构与效益并不理想，新建、扩建投资比重接近八成，外延型投资特征没有根本改变。2009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设备工器具购置的投资为1751.5亿元，占18.9%，低于1995年9.1个百分点，低于2000年4.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08年4.1个百分点，其中用于设备更新的投资仅占1.9%。内涵型投资比重明显偏小，如果照此速度，我省现有的工业企业若全面改造一遍需20年以上，与发达国家（美国5-7年，日本3-5年）相差甚远，从而延缓了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从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看，“九五”以前的大部分年份在0.5以下，“十五”以来持续走高，“十一五”则跃升到1以上，2009年达到2.1，2006-2009年平均为1.4，即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增加投资1.4亿元，而美国、德国等国家则不到0.5亿元，我省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投资报酬递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效应优势，既要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又要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乘数效应。4、工业发展既有快的要求、又需质的提升，面临转型与升级的双重任务，适应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复合优势。近年来，随着“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我省工业持续快速增长，总量强势扩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9年，全省工业增加值突破4000亿元，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0.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至54.5%，高出全国14.4个百分点。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我省工业已经占有较高比重，但从人口和劳－5－动力结构看，农业比重高、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远未完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但从我省工业发展的现状看，内部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重工业比例偏大、传统行业比重偏高、制造业比重偏低、高新技术行业和新兴产业偏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低成本竞争优势在不断被削弱。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占近70%，其中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占比达到39.6%。这种产业结构不仅会产生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结构矛盾，加大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压力，缩小发展空间；而且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易随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产生较大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的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复合优势，既要能发挥强劲的牵动作用，又要能推动工业化向创新型、融合型、生态型转变。5、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双向互动，理应成为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适应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联动优势。工业化与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双轮。根据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模式，我省实际人均GDP水平相对应的城镇化率应在50%以上，2009年我省城镇化率为42.1%，与之相差较多，同时我省人口的城镇化推进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以江苏为例，1978年我省城镇化率只比江苏低1.1个百分点，2009年与其差距扩大到13.5个百分点。城镇－6－化水平滞后，直接表现：一是需求扩大缓慢，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多农民的消费，城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到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外省城市转移。据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我省流向省外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且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北京等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而流入我省的一般只在30万人左右，我省大规模开展工业化、非农产业化所需的人力、物力集聚受到制约，影响了经济发展进程。三是中心城市规模小、带动力弱。2009年合肥常住人口为510万人、GDP为2102亿元，分别占全省的8.3%和20.9%；而同期武汉人口与GDP分别占湖北的15.9%和35.5%，长沙人口与GDP分别占湖南的10.4%和29%，与之相比，合肥经济影响力明显不强。当前全球增长模式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我国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快推进城镇化是创造内需的最有效途径。一方面，城镇化会增加生产性投资，增加公益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加快会带来更多的消费需求，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城镇化将改变现有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隐含的各种社会问题。基于这一新形势，新增长源应具备明显的联动优势，既能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加快推进相适应；又能拓展内在需求和经济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发展。－7－二、步入新阶段，塑造新增长源基础扎实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稳中加快、运行质量好中提升、发展动力强中趋活的良好局面，目前正进入加快发展的战略新阶段，这为“十二五”塑造新增长源奠定了良好基础。1、从经济规模看，GDP总量扩张明显，投资总额快速增加，财政实力大大增强，这为塑造新增长源奠定了势能基础。全省生产总值于1994年提前6年实现翻两番目标，2001年实现翻三番，2008年实现翻四番。从2004年开始，GDP总量连续五年每年迈上一个千亿元台阶，2009年跨过两个千亿元达到10052.9亿元，实现了万亿元大关的历史性突破；投资总量由2003年的1477.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263.2亿元，总量占全国比例也由2.7%提高到4.1%，居全国位次由第13位提升到第9位；财政收入由412.3亿元增加到1551.2亿元，地方收入居全国位次由第16位提升到第12位；财政支出由507.4亿元增加到2141.3亿元，居全国位次由第15位提升到第11位。这表明，全省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而且，从我国东部省份的发展经验看，GDP过万亿元又是一道起跑线。2000年广东GDP过1万亿，2005年过2万亿，2007年过3万亿；2002年江苏、山东GDP过1万亿，2006年过2万亿，2008年过3万亿；2004年浙江GDP过1万亿，2008年过2万亿。这些省份GDP从1千亿到1万亿用了12-14年时间，从1万亿到2万亿用了4-5年时间，而从2万亿到3万亿只用了2年时间。因－8－此，GDP过万亿是一个新的起点，经济总量扩张将呈加速态势，这一过程将形成巨大的势能，助推新增长源加速拓展规模空间。2、从发展速度看，全省经济步入了又好又快的运行轨道，步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处于新的历史起点，这为塑造新增长源奠定了动能基础。“十一五”以来，我省经济增长速度趋快、稳定性趋强、协调性趋好，GDP年均增长13.1%，仅次于“六五”时期的14.2%，财政收入与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分别年均增长24%、31.6%、38.5%和18.9%，均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或次好水平（详见表一）。特别是近年来强力推进工业强省战略，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8.9%，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且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中结构指标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表明整体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而且从人均GDP来看，2009年全省人均GDP达到16391元，折合24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正处于1000-3000美元的黄金发展期。若比照全国其他部分省份人均GDP2000-3000美元所经过的平均时间推算，我省将于2011年达到3000美元水平，2015年达到5000美元水平，而在2000-3000美元、3000-5000美元这两阶段，各省的GDP年均增速多在13%-15%之间，明显快于人均GDP1000-2000美元阶段的增速（详见表二）。因此，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经济将处于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期间将形成快速发展的加速度，助推新增长源在短时－9－间内快速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