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

中国当前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魏杰施戍杰2013-1-3014:42:18来源：《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9期【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其根源在于原有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稳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创新，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从政府主导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转方式又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从需求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到增长的动力结构，调结构的关键在于扩大市场的主导作用、减少政府作用范围。这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在理论、法律、产权制度三个层次深化改革。【关键词】稳增长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各地方政府也迅速响应中央，批项目、保投资成为其主要举措。但需求管理的“救市”已难灵验，稳增长的重点应在于对经济的深度调整。一、稳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依据凯恩斯的分析，总需求由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与商品出口共同构成。四者加总即为国民生产总值。基于总需求的凯恩斯式宏观调控，就是当四大因素中的某一项出现下滑，便刺激其他几项因素，通过后者扩张弥补前者的减少。改革开放之初，消费一度是拉动经济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90年代，投资超过消费，并在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中凸显政府投资的重要；2001年至2008年，出口增长强劲，又跃过消费和投资；而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快速下滑，规模巨大的四万亿政府投资成为平衡经济的主要手段。从消费拉动、投资推动、出口支撑、再回到投资推动，构成我国需求管理的主要轨迹。当经济再次出现下滑危机，想方设法扩张总需求几近成为思维惯性。由于全球经济尚在低谷、消费支出难以快速增加、私人投资又缺乏相应的动力与能力，稳投资，尤其是扩大政府投资，遂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但当前，先融资再投资的常态化思路已难以为继。因为，在货币超发与债务过重的双重制约下，调控总需求的两大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空间较小。一方面，当前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实际财富GDP的比重畸高，达到190%，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若仍采取货币手段，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投资需求，不仅收效有限且风险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上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0年中央财政债务余额已达67548.11亿元。而2011年审计署第35号公告则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两者加总，占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401202亿元的43.55%，已接近经济学认定的60%警戒线。渣打银行更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审计署未计入的债务，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在2010年底达到28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71%。故仍以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极易引发经济体的内在矛盾。稳增长，必须要探究，五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若简单沿用传统的需求管理策略，只会掩盖矛盾、推迟危机，不仅难收其效，还将导致深层次经济问题的累积与集中爆发。本轮宏观经济波动乃200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延续，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因外部环境剧烈转变的触发，加速演变的结果。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长期快速扩张的商品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机突然下滑，中国依靠巨幅增加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避免了经济大幅滑坡。但这一措施，未能触碰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内在根源，还带来大量后续问题，包括腐败、资源利用低效、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等。当前，如若继续依赖对短期投资需求的刺激而忽视长远经济优化，可能会埋下更为严重的隐患。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深层原因，在于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原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型。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后者则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深改革正是供给管理的主要内容。廉价劳动力、强有力的外需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因。这也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三项重要特征：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出口导向与政府投资推动，而三者之间存在关联。正是由于用工成本低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使我国出口商品具备竞争力，从而挤入全球分工体系。相应地，居民收入低，也导致终端消费的内需不足，大量商品转向出口。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在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的低工资成为吸引外资、建立本国出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广阔的世界市场引致国内分工体系迅速扩展；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外部性强，为私人难以承担。但是，这一方式也存在其代价。明显表现在，居民生活水平未能赶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阶层、城乡、区域间出现结构性收入分化；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且处于国际价值生产链低端，耗资源、薄利润、高污染；大规模政府投资则存在腐败与低效隐患。当前，上述支撑增长的三项条件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必须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爆发式增长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既造就了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也导致当下人口红利减退后，老龄化加速，青壮劳动力出现紧缺。加之劳动力城乡转移已显现刘易斯拐点。自2004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后，企业用工成本便不断上升。由此，原有依靠低工资、强劳动、低附加值的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积累模式已不可行，必须转向由技术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方面，在同一产业内实现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促进资本流向技术创新潜力大的新兴产业。由此，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提升，社会总劳动能够创造出更多价值，从而为资本与劳动分享剩余创造条件，以满足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而全社会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也能够缓解工资上涨压力。第二，商品出口面临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压力，必须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从供给方面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比较优势构成发生动态变化。凭借低廉用工成本徘徊于世界分工体系低端已难持久，必须提高本国出口制造业在世界价值生产链中的位阶。从需求方面看，从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继重挫美国与欧盟经济。作为我国最主要的两大出口地，其消费能力均下降，并出现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因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作用，外需明显减少，必需转向内需。一方面是原材料与中间产品出口转向国内。消化这些产能，要求在国内建立新的主导产业，进一步升级、深化产业链体系。另一方面是最终消费品的出口转向。这要求国内消费能力增加，后者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收入分配调整为前提，如此，也能使人民切实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第三，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维系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必需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大规模政府投资必须依靠向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在当前货币超发、债务沉重的情况下，此举将极大增加信用风险，并引发通货膨胀。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决策与管理，也容易导致巨大的腐败、浪费与投资的结构性扭曲。并且，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金融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存条件下，政府资金将更多流入国有经济，对高效率的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质量较低。而其主导的融资—投资模式却具有自我维持与扩张的特性。其挤出效应越强、投资效率越低、内在结构越失衡，就越需要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融资与投资来维系增长，继而导致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直至原有增长模式彻底崩溃。一旦如此，中国很有可能长期陷入滞胀状态。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回归社会管理者角色，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确立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对民营企业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实现投资主体由地方政府转为民营企业，消费主体由“三公”开支变为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方式三个层次的转变相互联系。只有以技术创新为增长动力，创造更多新价值，工资与利润的合理分配才有可能。劳动收入增加，则又为出口转向内需创造条件。而只有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民营资本，才能在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实现技术进步。稳增长，是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平稳较快的水平，而并非回复到对增长速度狂热追求的状态。经济转型，要求我们重新认知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辩证关系。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尤其是鼓励最终商品消费，必然导致全社会资本积累比重下降，从而放缓增长。但是，转型却能提升发展质量。一方面，全社会消费比重增加，意味着人民群众能更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将提升资本积累的质量。二、转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①它包括两个层面：各生产部门间的社会分工与单个企业内的组织内部分工。两者交互作用，实现分工体系的自发深化与扩展，构成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分工体系自我演化的动态路径。其关键在于，只有变革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甚或路径锁定，使其进入新轨道。第一个层次是需求结构调整。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需求大小。转变分工演化的动态路径，首先必须调整需求的内在结构。只有重新分配最终商品国内消费需求、原料与中间商品国内生产性消费需求、两类商品的国外消费需求间的比重，调整政府需求与私人需求两者间的份额，才能使分工体系自发扩展的动力，由国外需求转变为国内需求、由政府需求转变为市场需求。增加私人的消费与投资、减少政府开支，可以削弱拓展分工体系对于国际需求与政府需求的依赖，消化当前出口企业累积的过剩产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变革分工体系的内在结构。第二个层次是分配结构调整。分工受限于需求的容量，后者又由收入多寡决定，调整需求结构依赖于分配结构转变。一是工资、利润与税收的结构调整。私人消费源于居民工资，私人投资依靠企业利润，而政府开支则取决于财政收入。我国原先出口拉动与政府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与该结构比例失调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小；再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只有很少部分直接转移至百姓。以至居民收入比重偏低，难以形成与我国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需求。这是我国消费支出长期乏力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政府收入因高额税率、通货膨胀形成的铸币税、土地出让所得，加速扩张。这是巨额“三公”消费与政府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根源。当前，应降低税赋、提高工资所得份额、增加政府财政转移。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价值创造，从而实现工资与利润的合理分配。由此，才能增加私人消费与投资，扩大内需空间，平衡投资、消费与出口这三驾马车。二是居民收入中，城乡、区域、阶层结构的调整。由于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只有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减少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才能拉动消费、扩大内需。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中西部居民收入长期落后于东部，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扭转这一结构，打开农村、内陆省份与中下社会阶层的市场。实现这一点，所依靠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因为收入来源于生产，分配结构是由生产结构所决定。通过在农村建立现代农业，在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主导产业以深化、拓展分工体系，才有可能向中低收入者分享价值剩余，建立起分配合理的居民收入结构。三是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与覆盖广度的调整。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工资以外，通过交易、运营个人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包括储蓄与债券利息、股票红利与利得、土地与房屋的买卖或出租等。其实质就是凭借资本所有权分享剩余价值。在我国，该项收入长期严重偏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扩大其分布广度。它可以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增加私人消费与私人投资，从而扩大内需。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更多居民拥有更多的资本。这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的明晰与要素市场的完善。如，在私营企业推行劳动入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