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什么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就是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组成要素及各要素间的构成关系所组合成的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徐鸣:《经济结构涵义辨析》经济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各种成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其中生产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荒原:《什么是经济结构?》为什么要了解经济结构?对事物结构的认识,则标志着对事物认识过程的关键性的深化。——徐鸣:《经济结构涵义辨析》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陈曼娜、陈伯超:《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主要学术观点回顾•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研究近代化的核心是什么?刘大年: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林家有: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赵德馨: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面,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市场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市场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应当统称为现代化。(罗荣渠)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陈向阳:《现代化研究与晚近中国社会再认识》但是,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描述,说明这两个概念有着同一内涵。中国近代化的方式•后发外生型•早发内生型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大事件的评价•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乔志强、行龙:就中国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开始。虞和平:组织完成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前提与准备”、“启动与抉择”、“改道与腾飞”。考察1840----200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李时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汪敬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虞和平:要全面估计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至少还应该包括官僚和买办资本、在华外国资本、传统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三个方面。外来势力强行介入中国社会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经济基础看,由过去单一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外来殖民主义经济、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和原有的宗法农业经济三中成份的复合体。——《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人教版历史必修二•时限:1840到1949•专题线索:(1)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2)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及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划分•1840---1895:从独立的封建经济形态向依附性半封建经济形态的演变•1895---1936:从依附性半封建经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演变•1937---1949:战时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崩溃——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第一阶段:1840——1895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强行推动中国经济朝殖民地化方向变动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强行推动中国经济朝殖民地化方向变动“条约口岸”“通商口岸”《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重商主义”《马关条约》(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变)《辛丑条约》······“后发外生型”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认知模式“二元经济结构”:沿海与腹地中国在“腹地经济”与“沿海地带经济”之间的划分,不仅仅是根据乡村落后、城市典雅,或是离海岸的距离而算,应该根据附近农民为全球市场生产的比例(长江三角就是一个比例很高的例子)以及附近的通商口岸的金融界在多大程度上助于农业生产力。——《从韦伯一直到勃兰特》自开商埠由郑观应等思想家于70年代提出的“商战”主张在19世纪即将落下帷幕的1898年开始诉诸实践,由是导致了“自开商埠”的出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口岸,自开商埠虽系后起,但发展迅速,截止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分布中国南北东西;到1924年,更增至52处,其数量几与条约口岸相埒。与条约口岸一样,自开商埠也是一种通商口岸,其经济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国际间贸易互市的场所。——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南宁属内地沿江商埠,其开放以后,虽在维护主权,扩大经济交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长期以国内贸易为主,商品流通大都限于内河流域,因此很难“分洋利”。昆明位于西南地区,当时这里闭塞、贫穷、落后,商品经济力量薄弱,缺乏实业基础,市场狭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昆明无法有效地发挥商埠作用,只是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渐改善和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办,才具备一些近代商埠的基本特征。——唐凌:《自开商埠:透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一个窗口》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从1843年香港出现第一个外国船坞起到甲午战争前夕为止,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建立了191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其中船舶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两项共有116个,占总数的60%。余下的75企业中,有13个印刷厂,23个食品加工厂,8个水、电、煤气厂……到1894年为止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将近2800万元。——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外来资本主义利用经济特权入侵中国2、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3、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开征厘金——解体自然经济——中国市场对西方开放;•侵华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通商口岸等)——打开中国市场——中国自然经济解体。——霍建山:《厘金:解体自然经济,打开中国市场的真正黑手》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达到239.4万多英镑”,“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相反,通商口岸的增多大大增加了中国丝、茶等土特产的出口。“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56000多包。——李侃:《中国近代史》厘金为镇压起义,“筹款”“助饷”,舒缓财政危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缄于1853年在江苏扬州率先开征厘金。所谓“厘金”,即“捐厘助饷”或“抽捐助饷”,主要是对过境商品进行征收。开征厘金是增加收入的好法子,所以咸丰皇帝欣然赞许。很快,各省纷纷效仿。1864年经官奏请,厘金由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变为常制,直到1931年才裁撤。——霍建山:《厘金:解体自然经济,打开中国市场的真正黑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起码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由于1840年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外来的机制品并未能真正打开中国市场。只是随着英国国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显著提高,苏伊士运河开凿后商路大为缩短,海底电缆的修通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特权和便利,大大增强了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力,才使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王玉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和中长期波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既不完全,也不平衡。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本来就不平衡,东西差别、南北差异太大、如西藏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农奴制,还没进入封建社会,加上民族习惯、交通不便、中国农村人口过多以及城市化不够诸多因素影响,使得其解体既不充分也不平衡,特别是贫困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有的还谈不上什么解体。——杨乃良:《鸦片战争前后农产品对外贸易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费孝通:《中国士绅》自然经济的解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商品化进程,但也引发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构性失衡。……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卢元伟:《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种解读》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先是官办的,而后是民办的——开始产生。因而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王玉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和中长期波动》•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现代化尝试,主要是早期工业化的尝试,或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开端,而且是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工业化尝试,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标志:机器生产•特征:移植型•国家资本主义洋务企业从湘淮集团到洋务集团的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以总理衙门成立为代表,呈现出权力外移的主导趋势,最终形成以整合了由内转外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的洋务体制,与王朝旧体制并存,这种双轨制结构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王瑞成:《“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指导洋务运动的纲领并非是学界惯常以为的“中体西用”,而是遵循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时间上“中体西用”产生于甲午战后,内容上突破了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技西艺”的限度,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所以与其说它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毋宁说是清末新政的思想先导。——贾小叶:《“中体西用”论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李鸿章于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所说的“官”,主要是指朝廷、官府。而当时人,亦包括部分当今学者批评“官督商办”企业弊端时所说的“官”,则主要是指由李鸿章等人指派的具体的“督办”,某一官员。有时,官派督办与官府是一致的,是商的对立面,有时又并非是一回事。人们经常批评盛宣怀上下其手,侵呑豪夺的行为,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如若将官方委派的“督办”完全等同于朝廷、官府,盛宣怀岂不成了“以官蒙官”的自蒙者?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督办”,是亦官亦商,似官非官,似商非商。我们必须将某些“督办的官方色彩与其本人的商人谋利本质区别开来,只有这样,对于“官督商办”的评价,也许才会更为客观些。——王开玺:《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设立于1878年的天津贻来牟磨坊标志着旧式磨粉业技术变革的开始,“这家磨坊是用蒸汽机带动石磨,其他工作仍靠人力”。1902年的无锡保兴面粉厂也是以60匹马力的引擎带动四只法国链子石磨。据现有资料1878~1913年间开办的以蒸汽机带动石磨的机器磨坊约26家。——彭南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彭南生:中间道路“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技术。“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在传统技术基础上嫁接现代技术的尝试,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石磨”也可能转化为“钢磨”,这一时期的资金积累和技术积累对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是十分必要的。近代中国在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之外,还必须对传统工业进行嫁接改造,走嫁接型的工业化之路,即近代中国工业化应是一条二元工业化道路的结合。——彭南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夹缝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这两种势力既存在着依存关系,又存在着复杂矛盾。它所面临的现实决定着它在成长过程中的发展和不发展,决定着它既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决定着它最终得不到发展的历史归宿。——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