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网现象互联网经济的检讨书

亚马逊网现象互联网经济的检讨书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亚马逊网现象8月2日，哈珀特（Simon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amazon.com）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LevittStephen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网络的负外在性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理”（CoaseTheorem）的逻辑推断。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柔性绑架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社会在先，经济在后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Carr的“The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让技术为人服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二重性。像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这样的网络企业，在他们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强。如果企业不能对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当仁不让的规范责任。从不久前淘宝拒绝微信的事件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检讨互联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冰岛大学的环形大道边（Hringbraut）竖着一块牌子：“因为地表水系的自然变化，我们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们之外，附近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资源”。冰岛人明白，交通方便不应该是唯一的价值指标，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环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却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互联网技术，也热爱滋养人文价值的其他商业载体。（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鲍勇剑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亚马逊网现象8月2日，哈珀特（Simon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amazon.com）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LevittStephen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网络的负外在性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破产之前，柯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