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系讨论稿系列No084: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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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的演变机制与发展趋势——基于江苏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陈英武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210093)内容提要:空间经济学的经典模型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因素会自发形成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模式,而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又会有所弱化。本文以江苏区域产业结构的变迁为例,将这一研究拓展到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剪刀差等制度的影响,经济体也会出现中心外围的特征。进入转型体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心外围的特征还将得到维持甚至强化,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服务业中心。当要素成本上升到一定阶段导致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后,这种特征可能会演变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普通制造业、农业外围的新模式。关键词:中心—外围;转型;产业结构;产业转移1引言众所周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内部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而在我国等转型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但是这种特征的形成以及它们的演变趋势是否符合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模型所阐释的思想?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模型(Krugman,1991)[1]的基本思想是:存在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品,且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当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并且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会不断积累,最终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即经济的演化形成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模式。克鲁格曼等人[2]在上述基础上还考察了非对称性对地区发展模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在经济体中一开始就存在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在这种地理分布下,中心区域就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既接近市场又接近供应商。因此,它就会比外围区域支付更高的工资。当贸易成本逐渐降低后,高贸易成本产业将逐渐位于中心区域,而低贸易成本的产业将位于工资较低的外围区域。也就是说出现了中心区2域的产业向外围转移的趋势,这样,中心外围的特征可能会逐步弱化。克鲁格曼的经典模型是基于经典市场体制的假定而进行的分析,没有回答计划体制下是否存在这种模式,也没有研究在转型体制下这种模式演进的路径与经典市场体制下演进的差别。我国的发展与西方经典市场体制的发展经历有较大差别。先是搞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进行了三十年的市场转型。这样的发展过程无疑制约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解释力。本文将以江苏区域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变迁为例,研究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演变的机制与趋势,对空间经济学的经典模型力求进行初步拓展。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演变的一般机制;第三部分以江苏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研究这种特征的演进趋势,最后做一简要的总结。2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的演变机制2.1计划体制下中心外围特征形成的机理假定实行计划体制的经济体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尤其是工业品十分匮乏。区域经济先天就存在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不均质的。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都不存在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劳动力也不能自由流动,其它条件与经典模型的假定基本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是否会形成中心外围的特征?考察计划体制国家就会发现,计划体制下的政府往往会推行赶超战略,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城市发展优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政策使得原来具有工业发展相对优势的区域不仅从自己紧邻的农村地区获得廉价的农业资源,而且从广大的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各类农产品资源。这些廉价的资源,支撑了优势区域工业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原来的弱势区域逐步沦为外围区域。归纳起来,这一特征形成的主要机理就是:赶超战略——重工业优先——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吸收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对城市进行补贴,意图迅速达到工业化。这一战略在中国的主要实施机制可以概括为“三套马车”: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蔡昉,2000)[3]。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体制使资本过度集中于城市产业,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农业。这是形成中心外围特征的最主要表现。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对农产品加工的条件,都有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资格。只有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符合中央政府战略考虑的一些大中城市才有机会发展制造业,进而成为国家或区域的制造业中心。所以,在计划体制下,不仅存在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的状况,3而且还存在大中城市剥夺小城市的情形。因而制造业中心也并不是遍地开花,而是星星点点散落于全国各地。①2.2转型体制下中心外围特征演进的路径进入转型体制后,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中心外围特征是进一步强化还是逐步弱化?参照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际,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假定运输成本有所下降,劳动力基本实现自由流动,经济体实行对外开放,同时实行财政分税制,企业目前不承担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在这样的假定下,原来的中心外围特征将如何演变?研究表明,在一定的观察期内,由于产业向中心集聚的向心力的作用大于离心力的作用,原有的中心外围特征的演进路径与克鲁格曼的预言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呈现出继续维持甚至强化的表象,并且还将演变成服务业、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新模式。具体原因是,从内部因素看,第一,如果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新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维持,那么这导致农业继续落后于制造业,相应地外围地区也继续落后于中心区域。例如,在我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粮食购销竟然还保留着貌似市场经营的协议收购制度,特别是所谓的“三项政策”,②最后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被证明是失败之举。但是这种政策或制度的后果经过长期的累积使得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外围区域继续落后于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区域。第二,中心地区的制造业可能会有相当部分逐渐形成产业集群,锁定于某一区域很难集体外迁,形成产业区域转移的黏性。从单个企业的发展来看,一个企业一旦离开原来的产业集群,重新建立原来的信息通道、上下游产业关系、创新平台等将付出较高的转移成本,这迫使单个企业往往与集群共同进退。而集群的整体迁移难度更大,如果没有龙头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为主,集体转移就更加困难。第三,制造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在中心地区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得到了保证,没有形成刚性的发展瓶颈。发展一般的制造业,土地是重要的保障。如果中心区域能够从本身内部的农业区域获得廉价的土地,则产业外迁的压力将大大减轻。第四,由于治理污染的外部性以及治理的难度,中心区域的政府可能会忽视环境治理,这也使得大批早该转移的产业没有得到及时转移,导致中心区域的制造业仍然维持较高的比重。从外部环境看,第一,如果一国城乡劳动力都实现了自由流动,这将保证在很长时期内中心区域都能从外围区域获得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不必因为用工成本的提高将产业转移到外围;第二,如果外围的投资环境(交通、行政服务)①由于这一分布并不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往往会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当地发展的客观实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严重扭曲,因而会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甚至巨大的浪费。②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4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会降低外围区域的产业转移吸引力。尤其发展的软环境,外围区域很难一时有根本的改观,导致外来资本发展要付出极高的制度成本,这将削弱外围区域的投资吸引力;第三,中心区域如果很早就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开拓较早,那么强劲的外需也会延缓部分产业的转移压力;第四,在开放背景下,跨国公司FDI的中心外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国内投资的这种特征。李勃等(2007)[4]、沈毅俊等(2007)[5]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会形成空间分布上的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由于产业价值链的关联也带动了内资企业追随外资而在中心区域扩大投资,其结果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外围的产业特征。进入转型体制后,原来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可能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要求而逐步衰落,一些原来并非中心的区域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能会成长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中心的潮起潮落,只不过是不同区域的地位调整,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一特征的客观存在。在大多数情形下,原来的中心都会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在新体制中率先发展,继续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不仅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特征没有弱化甚至强化,而且在转型体制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又赋予这种特征新的内涵。这就是在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服务业中心——农业外围的特征。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发展与农业关联效应不大,但是与制造业关联效应较强。制造业企业内部服务功能的剥离以及新兴服务商的成长,使得生产服务业得以发展。生产服务业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循环架构,帮助制造业增强作业的连续性,提高生产率,降低可变成本,促进规模化生产。因此,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一种“互补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发达的制造业需要生产服务业来支撑,同时发达制造业形成的高收入、高消费也会促进传统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所以,制造业中心发展的同时往往也会逐步形成服务业中心。3中心外围特征演变的实证分析本部分以江苏为例,验证转型体制下中心外围特征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路径。3.1计划体制下江苏中心外围的特征的形成。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苏南①的第二产业就占了全省的62.86%[6],苏中和苏北的第一产业合起来占到全省的73%(参见表1)。从数据来看,三十年前,江苏基本上形成了“苏南——制造业②中心、苏中苏北——农业外围”的产业特征。①本文所讲的苏南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和南通;苏北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和宿迁。本文1978至1998年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江苏五十年》,其它数据主要来自与江苏及各省辖市的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并经作者计算而得。部分数据结果已被有关文献引用。文中数据如果无特殊说明,一般都是指当年价格。②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将第二产业的增加值近似地看作制造业的增加值。5表1江苏区域产业增加值在全省的比重(%)Tab.1TheproportionofregionalindustrialaddedvalueinJiangsu(%)年份19782007苏南/全省GDP47.9862.40一产26.9822.76二产62.8664.79三产48.7965.14苏中/全省GDP22.9618.12一产29.2124.64二产17.8818.35三产24.5916.74苏北/全省GDP29.0619.47一产43.8152.60二产19.2616.86三产26.6218.12从各区域内部来看,苏南地区在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9.62:63.32:17.05(见表2),第二产业在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始,苏南地区确实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当时的苏中、苏北三次产业结构还是第一产业比重最高,从实际看这两个区域当时也确实是以农业为主。表2江苏区域三次产业结构(%)Tab.2TheregionalindustrystructureinJiangsu(%)年份苏南苏中苏北一产二产三产一产二产三产一产二产三产197819.6263.3217.0544.4137.6317.9652.6232.0215.3620072.1858.6539.178.1457.234.6616.1748.9234.91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江苏的这种产业特征不是在市场条件下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多年的计划经济,特别是计划价格体制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得苏南不仅从自己的农村地区获得廉价的农业资源,而且从广大的苏中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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