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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总论2.分配理论对经济危机的应用3.政府再分配的研究4.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5.分配异化与社会大同再研究（本文核心观点：社会要全面进步，人要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在现实中解决好各种具体的分工和分配问题，同时又要随时随地把这些具体问题放到哲学的层面和历史的进程中去审视。这既有利于不断解除“近忧”，又可在“远虑”中逐步提升认识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现在整个社会最大的矛盾直指经济利益，利益参与机会权，获利分配权，标准制定权，话语权等等。这个利益公平的问题不解决，以及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中国危机还会来的。解决这个利益的机制最关键。老百姓首要问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社会各个方面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奖励推动这些改革的人获得足够的利益收益。）1.总论分工与分配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也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们作为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构成因素，影响着也可以说是决定着社会的兴衰安危以及所有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态。社会对分工和分配的认识和处理，既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更影响到人的命运；换句话说，分工和分配的意义所及，除了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之外，还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在分工和分配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以下缺陷：主要是没能对分工与分配进行整体的经济学哲学考察。其表现是对二者的意义认识不足，有时虽注重分配问题但又经常忽视分工问题，尤其是很少将分工与分配直接同人的存在和发展联系起来，因而即使在处理各种分工和分配问题时，也会因缺乏认识上的深度和高度而显得力度不够。时下似乎无处不在的有关经济平等的困境。其含义不仅关系到地区间的冲突，也对国家层面的问题颇具重要性，对国际秩序也带来了疑问。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这三者关系，首先表现为分配问题，而这种分配又是由分工所使然，在通常的情况下，分工往往就包含着分配。分工和分配虽同交换密切相关，但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是由不同性质的劳动引发出来的。分工和分配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现代的人们一般也这样看，这就是其所属的经济学范畴的内涵。哲学范畴将问题引入更深的层次，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总规律上去把握问题，既充分肯定分工与分配在社会与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又清醒意识到其对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原发性因素。社会要全面进步，人要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在现实中解决好各种具体的分工和分配问题，同时又要随时随地把这些具体问题放到哲学的层面和历史的进程中去审视。这既有利于不断解除“近忧”，又可在“远虑”中逐步提升认识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高度和工作力度。2.分配理论对目前经济危机的应用以前有一种倾向，只看到自由演化促进繁荣的一面，却忽略了自由演化所造成的毁灭。当自由演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在垄断企业时，崩溃的条件也将要成熟，迅速地繁荣导致迅速地崩溃，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和毁灭的轮回，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在自由进化的情况下，危机似乎难以避免。经济危机总暴发，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以及国家财富分配方式所致。这次危机是一次分配危机。这次危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机理呢？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由于抓住了“扩大需求”这个要害，所以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将上面的分析简化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关键不在要采取宏观调控手段适当抑止高收入，不断提高贫困线高度和最低工资收入水平。海外有位张某人主张中国大陆的最低工资不设下限，这肯定造成两极分化进一步尖锐化。根据国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把低的压得更低，另一部分人当然就可以多得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式演进”。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现在整个社会最大的矛盾直指经济利益，利益参与机会权，获利分配权，标准制定权，话语权等等。这个利益公平的问题不解决，以及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中国危机还会来的。解决这个利益的机制最关键。老百姓首要问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社会各个方面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奖励推动这些改革的人获得足够的利益收益。3.政府再分配的研究在现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数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了。当然它也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之一。所有有记载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担负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实际上，就像后面讨论的那样，政府成立的最初动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进行某种再分配。当然，对穷人提供帮助仍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目标之一。“再分配”这个词也包含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再分配”扩展到指政府把资金或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所有现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含义要广阔多了。大多数转移支付不是给了穷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组织的群体。大多数人还认为科学应该为道德服务，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重视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决于人们用哪种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么人们就有了足够的动机去赞成或者反对某些方案，而不再进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也许正是这种对道德的重视，使得大多数关于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都集中于一点，而这一点只是所有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当然，大部分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再分配的传统道德目标，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穷人。然而，毫无疑问这也仅仅只占政府整个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穷人的确得到了大量的救济金，但比起整个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说还相差甚远。大部分转移支付还是给了那些政治上组织良好、具有影响力的群体。事实上，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历史上，政府进行收入转移的主要动机都很简单，也就是受益者们想要拿到这些钱，而且他们能够凭借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有的时候凭借的是运气，来实现这个愿望。的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即使穷人有选举权，他们也明显不可能从自己的选票中得到回报。4.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批驳郎咸平关于劳动法言论终极实证中国国民财产收入PK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成本上去前事实上，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结果是，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步输出，表面上看换来了大把美元纸钞，却是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经济危机中主动权的散失。其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西方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如此一来，形成了你看到的当今发达国家这个群体的模样。如此观之，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资本主义国家为蛹。目前来看，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中国化蛹为蝶的时间表。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而诸如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很显然，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为什么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却仍然没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就可以对下面的现象作出解释：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原因很简单，世界经验证明，没有比建立一个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更好的手段了。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