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型经济到创造型经济

1从制造型经济到创造型经济（FROMMAKING-ECONOMYTOCREATING-ECONOMY）杜力内容摘要：存在有数量、力量、方式三个要素。存在的发展变化无非三要素不同程度的协同变化。以数量要素增长为本质特征的经济模式属于制造型经济模式，服从数量逻辑，终不免数量逻辑极限。以力量要素与数量要素协同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经济模式属于僭取型经济模式，服从力量逻辑，终不免力量逻辑极限。以方式、力量、数量三要素协同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经济模式属于创造型经济模式，服从自主的方式逻辑，无增长极限。自主的方式逻辑之极致为智慧逻辑。关键词：制造型经济、僭取型经济、创造型经济、数量逻辑极限、力量逻辑极限生命存在具有双重性：个体相对于自然的存在和个体之间的相对存在。前者可称为个体之自然存在，后者可称为个体之社会存在。个体之自然存在是第一性的，而个体之社会存在是第二性的。个体必先存在于自然中，而后有个体之间的相对存在。因此，个体之自然存在也可称之为个体之绝对存在。个体之自然存在（或曰个体之绝对存在）无非谋生。而生，当然有或低或高的境界。在生命的社会化生存状态下，个体之自然存在与个体之社会存在互相交织，其中，个体之自然生存努力集合成社会经济。就其发展形态而言，社会经济也有与其成员之自然生存状态相应的或低或高的境界。一、制造型经济模式存在有三个要素：数量、力量、方式。存在的发展，无非存在三要素，亦即存在的数量要素、力量要素、方式要素三者之不同程度的协同发展。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发展模式是发展仅限于数量要素增长，而力量要素和方式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基本维持不变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服从数量逻辑：数量要素越多，即表明存在得越多，因而也表明越适应存在。因此，仅限于数量要素增长的发展模式也可称之为数量逻辑发展模式。数量逻辑发展模式的典型样本是生物生命的发展。这里，我们把生物理解为忽略其自主运动和思维机能的生命形态。生物凭物种固有的分子力从环境中摄取种类和形态一定的养料，按自身基因复制新体，从而实现数量要素增长。这就是繁殖。生物繁殖数量越多、寿命越长、个体越大则表明越适于存在。这就是生物生存的数量逻辑。生物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数量逻辑也就是生物性存在逻辑。繁殖本质上是用固有材料凭借固有手段按照固有方式制造固有产品。因此，数量逻辑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制造型发展模式。生命的制造型发展模式因为服从数量逻辑，必然一味追求数量要素增长，因而总是以穷尽环境资源能力为极限。因此，生命的制造型发展模式总不免“制造性极限”。“制造性极限”的实质是数量逻辑极限，这是任何数量逻辑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物质有限。在生命的社会化生存状态下，如果社会成员中的多数或主要部分的生存发展都采取制造型发展模式，则由此集合而成的社会经济模式必然表现为制造型经济模式，其数量逻辑发展亦必不免制造性极限。对于人类社会面言，由于人类既具有思维能力又具有自主运动能力，所以，人类社会若陷入制造型经济模式必然是有条件的，要么是因为力量要素足够强、方式要素足够优，因而使得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数量要素增长问题；要么是因为力量要素和方式要素由于受内因或（和）外因限制而丧失发展的自主性。2比如，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革新或社会变革完成之初，都会由于掌握了新的自然力量或释放出新的社会力量而打开新的数量逻辑空间，从而导致人之自然存在的自主的数量逻辑增长，因而产生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这方面的典型样本不胜枚举，读者只要锁定任何一种成功的技术或制度去看其出现之后初期所导致的发展，概莫能外。试举一例：微软每次新视窗系统的推出，往往有一年半载的风光，订单象雪片一样飞来，微软只需开足马力供货，盈利只受机器和机构能力限制。一年半载过后，漏洞问题、新的需求、市场饱和等等问题逐渐出现，订单骤减，于是面临数量逻辑极限。再举一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产业，也是典型的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实际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以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为主体。鉴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以及经济处于低起点成长期等等因素，这种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自有其必要性，而其能够持续二十年不衰，又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因此就把制造型经济模式当作成功法宝，在主观上固守于制造型经济模式，则无疑将付出压抑比生物生命意志更高级的生命意志的代价，最终陷入全社会规模的制造性极限而积重难返。又比如，当旧技术因其物质条件受自然限制或旧制度因其精神条件受社会限制而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突破时，则必然导致基于这些物质或精神条件的人之自然存在的个体力量或群体力量也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变性，进而导致人之自然存在只能限于不自主的数量逻辑增长，由此必然产生不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这方面的典型样本也不胜枚举，读者只要锁定任何一种成功的技术或制度去看其达到制造性极限之后的发展，就可以发现，或长或短，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个极限状态的数量逻辑发展期，也就是通常所谓零增长或负增长期。试举一例：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农村经济模式，如果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经济模式是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则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经济模式就是典型的不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正是这种不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才有了后来农村经济改革的合理性。当人之自然存在在主流上服从泛个体数量逻辑时，则社会必然具有个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因为制造型经济基于人之自然存在的力量要素和方式要素的不变性，所以，个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必以个人自给自足为最高境界。当人之自然存在在主流上服从群体数量逻辑时，则社会必然具有群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因为群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基于人之自然存在服从群体数量逻辑，而人之自然存在服从群体数量逻辑必然导致群体内各个体之数量要素互补性发展，所以，群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必然导致个体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和产品交换，并因此而产生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然而，同样因为制造型经济基于人之自然存在的力量要素和方式要素的不变性，所以，群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必以群体自给自足为最高境界。在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中，人尚可体验到自给自足的快乐。而在不自主的制造型经济模式中，人则不免时时在生存危机中挣扎。制造型经济模式因为服从数量逻辑，单纯追求产量递增，所以其理想状态的增长类型为算术级数。二、僭取型经济模式与单纯数量要素增长的数量逻辑发展模式相比，数量要素与力量要素协同发展显然构成较高级的发展模式。在方式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存在的数量要素往往是力量要素的构成条件。进而，一旦数量成为力量的结果，比如动物凭借个体力量获取食物，则存在的发展必然表现为数量要素与力量要素的正反馈协同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因为力量是发展的主要动因，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服从力量逻辑：力量要素越强，则获取的数量要素越多，而数量要素越多又使力量要素更强，如此循环不已，最终达到存在得越多的结果，因而表明越适应存在。因此，数量要素与力量要素协同发展的发展模式可称为力量逻辑发展模式。力量逻辑发展模式的典型样本是动物生命的发展。这里，我们把动物理解为忽略其自主3思维机能的生命形态。动物凭借个体力量僭取其它生命体为食，借以促进自身机体生长，而动物机体生长往往伴随力量增强，而力量增强又使其可以僭取更多更好的食物，从而实现动物生命存在的数量要素和力量要素的正反馈协同发展。因此，对于动物生存而言，力量越强则越具生存适应性。这就是动物生存的力量逻辑。动物生存和发展的这种力量逻辑也就是动物性存在逻辑。因为动物凭借力量获取食物的过程是一个僭取其它生命体的过程，所以，力量逻辑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僭取型发展模式。生命的僭取型发展模式因为服从力量逻辑，必然追求力量要素增长，而力量要素增长必以据有更多的数量要素为条件，因此，僭取型发展模式最终也总不能超越环境的数量逻辑极限。环境的数量逻辑极限就是僭取型发展模式的“僭取性极限”。因此，生命的僭取型发展模式总不免“僭取性极限”。“僭取性极限”的实质是力量逻辑极限，这是任何力量逻辑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有限的物质必不免有限的力量。在生命的社会化生存状态下，如果社会成员中的多数或主要部分的生存发展都采取僭取型发展模式，则由此集合而成的社会经济模式必然表现为僭取型经济模式，其力量逻辑发展亦必不免僭取性极限。对于人类社会面言，由于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所以，人类社会若陷入僭取型经济模式必然是有条件的，要么是因为方式要素足够优，因而提供了足够的力量逻辑空间，使得力量要素与数量要素协同增长的僭取型经济模式表现出不可遏止的适应性；要么是因为方式要素由于受内因或（和）外因限制而丧失发展的自主性，因而使得力量逻辑成为最高存在逻辑，以致弱肉强食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法则，因而使得僭取型经济模式表现出令人无可奈何的适应性。比如，某些企业或社群固守某种技术或某种产品（方式要素）而一味追求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无疑都是企业或社群的数量要素与力量要素协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冷漠地吞噬资源和劳力，资本的数量与资本的力量的正反馈协同发展将僭取型经济模式的力量逻辑发展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扩张过程中，资本无疑会体验到征服的快感。在这种快感的激励下，资本往往不知自我约束，因而往往很快达到力量逻辑极限，这个极限也就是在即有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的资源或劳力或市场容量的数量逻辑极限。面对这种极限，若企业或社群在技术或观念上不能及时更新，就难免超极限僭取资源或劳力或市场，如滥采滥伐、残酷剥削、假冒伪劣、侵略扩张等等，从而进入僭取型经济模式的恶性发展期。如果说僭取型经济模式在达到力量逻辑极限前还能让人体验到征服的快感，并可能在改进传统、改造自然等方面对文明产生积极影响的话，那么在其恶性发展期，僭取型经济模式则只会在恶化环境、危害社会方面对人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充分暴露出人类想象力的贫乏。群体力量依其中个体力量之间组织程度的高低分为三个等级：当群体力量成就于个体力量之间的平行性一致取向时，群体力量强弱主要取决于群体中个体数量的多少，因此这种群体力量称为数量型群体力量。与之相应的力量群体表现为势力集团。当群体力量成就于个体力量之间的趋附性一致取向时，群体力量强弱主要取决于群体中强者力量的强弱，因此这种群体力量称为力量型群体力量。与之相应的力量群体表现为强力集团。当群体力量成就于个体力量之间的协作性一致取向时，群体力量强弱主要取决于个体力量之间的有效协作，因此这种群体力量称为协作型群体力量。与之相应的力量群体表现为协力集团。当人之自然存在在主流上服从泛个体力量逻辑时，则社会必然具有个体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在个体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的鼓励之下，人之自然存在的泛个体力量必然由于或多或少的平行性一致取向而在统计上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人之自然存在的数量型群体力量。因4此，社会之外在形态必然在统计上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人之自然存在的某种势力集团，同时，个体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也在统计上或多或少表现为势力集团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当自然资源零散而且无限时，社会经济模式在统计上表现为越来越无序的个体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当自然资源集中而且无限时，社会经济模式在统计上表现为有序的势力集团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但是，因为人之自然存在的泛个体力量要素天然存在人际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持续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因此，有序的势力集团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的持续发展往往宿命地走向失序。当自然资源有限时，则不论其分散或集中，其中的力量逻辑发展最终都必然因为达到力量逻辑极限而使力量逻辑失效，从而使无序或有序的势力集团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沦落为个体规模或群体规模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当人之自然存在因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在主流上服从数量型群体力量逻辑时，则社会必然产生基于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僭取型经济模式，因而导致社会经济模式带有鲜明的种族、宗教、文化等特色。在基于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僭取型经济模式的鼓励之下，社会之外在逻辑必然依从基于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数量型群体力量逻辑，从而导致社会之外在形态表现为具有种族、宗教、文化等特色的数量型力量群体亦即势力集团，同时，社会经济模式亦表现为基于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势力集团规模的僭取型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