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导论1．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Williams，1976：21）——我认为此句的含义是指出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沟通传播学科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和结果的唯一性。同时，沟通、传播需要人类思维的活跃性和包容。2．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被公认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中：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费尔德和施拉姆中，前三位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政治传播”或“军事战争传播”和“社会传播”等，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深厚。3．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因为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的研究提供了环境？4．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整合认识论：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Shimony，1933）。现实是有我们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他的这一说法就像李普曼在《舆论学》里对“客观”的解释一样：一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一种存在，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的，本身就具有的；而另一种就是经过媒介的传播而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一种对事物的所谓的“客观”。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Wolff，1987）。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他们不存在。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使实用哲学家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返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然而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互相渗透。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独立的事实，就想鸡和蛋的关系一样？？5．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关”（Massey，1992：72）。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或非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的选择。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唯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6．威廉斯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用阿哈麦德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同时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采用泛化决定（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7．因果论的含义是：事物的属性由其概念进行提炼，它总能影响其他与之具有相近属性的事物。相互建构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结构）会对其他完全成形的结构产生影响。相反，主要的分析单元应该是过程，如商品化。它们为建构分析框架提供了起点或切入点，并与其他影响他的过程（如创建公共领域）发生辨证联系。8．界定相互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线性模式又存在非线性模式。线性关系很容易理解：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出来；她们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组合；非线性系统常被虐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动翅膀，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合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的依赖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本书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纳入其中，因为他指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诸多缺陷。本书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多重决定、相互建构和非简化论，并以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切入点和我们建构传播这一概念的过程为例，说明非线性科学的含义。马特拉夫妇曾论及从非线性角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这些新范式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并向带有确定的历史与进步概念的排他的决定论挑战。此外，沃勒斯坦举例说明如何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思维分析全球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体系，因此也有其历史寿命：它有一个起源；它有一套独特的循环节奏和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它有诸多的内部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短期性矛盾导致中期性解决方案，中期性解决方案又会转变为长期性线性曲线，向渐近线逼近。在曲线向渐近线靠近的过程中，回复均衡的压力逐渐减小，造成更大的振荡和分叉。不是大幅度偶发性的波动导致曲线的细小变化，而是细小的波动导致曲线的大幅度变化。9．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10．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1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12．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13．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14．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15．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16．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17．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18．商品化将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是理所应当，而且师出有名的。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得以表现其自身。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讲座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然而它有一个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者之所以如此为之，是因为其他的传播学研究中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思考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总的来说，对传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虽然不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有着各自的阐释，但是他们大都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时，重在对作为商品的媒体内容，然后是媒体的受众，而对传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多见。如果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及其工业进行考察，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撰稿人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他们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和其他文章、节目，最后他们被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