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课程论文

1公共经济学课程论文产权效率解释金融02班陈希1630216Introduction:Propertyrightsarethelegalrulesthatdescriblewhatpeopleorfirmsorgovernmentsmaydowiththeirpropertyefficiently.Whenpeoplehavepropertyrightstoland,forexample,theymaybuildonitorsellitandareprotectedfrominterfereneebyothers.Governmentregulationisnottheonlywaytodealwiththeinefficiency(externalities).Asoundlegalsystemmayalsorecoverthedamagespeoplesuffer.Takeatourinthisthesis,youarewarmlywelcomed.前言：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一批学经济的人士喜欢充当“吹鼓手”的角色，整日对着一些似同游戏的数字，发表像模像样的文章，难到他们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就熟视无睹了吗？在现实生活中，对类似周其仁的学者，我是尤其尊敬的，因为他们至少仍保留着一份实践自己学说的真挚的心。脚踏实地的实证分析在人们看来是一些用处不大的学问（如美国加尔布雷思以前的制度经济学就遭众人摒弃）对经济学更负责任。作为我，在这篇文章里，将用简单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广为人知的事实，或许受科斯的影响较深，我将沿用其传统，仿亚当.斯密的古风，一篇下来竟无一数理公式，实乃“宁愿大概的对，不想精确的错”之故。文中试图通过实例加强对产权的认知，同时缩小东西方的产权理解之距离，最终运用于中国实际，提些建议，乃我写作之愿，诚惶诚恐。关键词:科斯定理公共品私人品机制失衡交易费用制度创新社会博弈一、一个例子从1859年美国首次发现石油以来，由于严重的资源共有的状况，数量众多的公司争夺油田地下流动的原油，原油生产一直受到责难。众所周知，对于一块储油层上的每个公司而言，多钻油井，进行密集式开采的战略可以使他们掠夺“邻居”的原油。新开发、储量足的油田，地下压力大，足以将油压上地表，而不需用价格不2菲的加压泵，或是不需将水或天然气注入地下，把石油推上来的耗资，开采成本将会降低。但新的问题随即产生，每个公司都有了疯狂开采的动力来增加自己的份额，过多的油井与地表的储油设备出现在油田上，导致石油易着火，挥发与变质，快速的开采又会由于地下压力被释放而增加生产成本，开采者不得不较早引入气泵与注水井。过度的开采还将导致石油再生的降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两种解法方案，一是联合生产，但很难在民间以一种适时的形式完成，其中反映出了对强制联合生产的政治阻力。二是依靠按比例分级，把生产配额分配到每口井上去。然而与联合生产的收益相比，按比例分级好处有限，因而存在更多地钻井的激励。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到1980年，美国拥有世界上88%的油井，而产量仅占世界的14%，租金分配上的协调失败与石油公司的规模，租约价值和其他要素不同有关，谈判方之间由此产生了分配的冲突，同时也阻碍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集团（canvassinggroup）。本例告诉我们许多问题，产权问题的分析远比想象中的“是否有效率”的分析来的复杂，并非对资源共有造成损失作出快速反应的制度可以更理性的使用资源并推动经济增长，任何新的产权安排都存在内在的分配冲突，即使没有人怀疑它的效率。想要取得制度变化的政治一致，就必须对产权安排的分配含义、参与者的背景、政治协议的历史等做深入的了解。这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话题。二、定义的争论马克思对产权的认识是建立在产权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关系的意志表现或法律硬化形式的基础之上的。道理很简单，正如语言不是一个人的产物一样。故而产权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的理论确也能解释一个个历史时期，如部落所有制经过几个不同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进而演变为大工业与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可见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学者的看法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将所有制关系看作本源，认为产权是所有权有关的各种权利的总和，也是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准则。这是T.安德逊、Y.巴泽尔、P.阿贝尔等经济学家共同的杰作。可对以上观点进行证实的是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产权的定义：“产权是一种通过全社会强制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与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从劳动分工角度看，社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产生如何协调劳动以及如何分配劳动果实的问题，由此现代产权机制应运而生。产权的得当与否决定了生产组织的刺激力度，进而决定了生3产的效率。著名的科斯定理中使用的《农夫与放牧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它。在产权尚未明晰以前，畜牧者可以随意的让自己的牛吃农夫的麦子，结果自然打击了农夫劳动的积极性，生产的效率大打折扣。但界定了农夫对麦地的产权后，无论农夫与牧民就牛吃草的问题商谈的结果如何，两者的自由交易便达到了经济的最佳配置。经济学家卡尔特认为产权制度的优劣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这显然站在与研究公司理论的科斯稍有不同的角度上，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保罗•萨缪尔森的一次错误的分析。萨缪尔森曾认为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将是南美，因为南美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事实上战后欧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尽管这些国家中多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资源贫乏。可以这样认为，即萨缪尔森对问题的截然相反的误断来自他对产权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无意识。也许，当今日阿根廷经济崩溃、委内瑞拉查韦斯被政变下台在狱中拿起染满尘土的《宪法》来拯救自己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更有所悟，其实这也只是我的臆测，来源于我所谈过的萨缪尔森所说的警惕阿根廷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其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同时也要警惕智利为代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皮诺切特大独裁者的出现及政府将大权交给由一批在芝加哥大学受过保守教育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三、日常所闻一个例子是住房。在这个例子中，产权的界定使房主的状况得到改善。在住房改革前，我时值孩提，与家父偶尔在邻里串串门，常见到几个新到单位的小青年合住单位分的一套公房。屋内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而厨房与洗手间就更不便提。几年来，福利分房制度已逐步取消，买房进行出租投资的人也日见其多。拿南京的楼市来说，由于赢得十运会的举办权，河西地区房价上涨，大房东将房子租给所认可的人这一态度越发鲜明了，首先日常生活的习惯成了一个考虑因素。再而房主可以采用竞价的方式尽力剥取对方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surplus），由此可见取得产权的好处。随着产权的到来，原本的制度下的租价得到了提高，产权中对物品的收入享有权得到了体现，户主装璜的质量也可有一定提升，无论自己买房亦或出去租房，房屋环境的改善彰显，对生活环境的改善可奏奇效，即使如房价飞涨的香港，收入权依然可以体现，因为根据最极端的例子，使用一个床位分三更睡觉，租客每更不同的“租值消散”方法也是可行的。产权的界定使制鞋的工匠境况更好。因为他自己是独立经营亦或为专营制鞋业的公司所雇佣将完全取决于何者收益更高（交易费用较低），同时，他会将自己在这4个公司得到的收益与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工匠在其他公司中所获的收益相比，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收益相对较低，他便会中止合同，从而与更有前途的公司签订合同。劳动价值的私有财产权保证了这个工匠自身劳动力的独立的支配权与自由转让权。回想一下使工匠境况更好的方法也并不难理解，只要如同畜牧者与农夫般的产权界定，从而利益界定，社会博弈的各方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费用较低而收益最大的契约形式。产权的划分对己可利益最大化，对一国经济则可最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上例中劳力财产的自由转移将使生产技术的选择性更强，生产费用越低，更多的企业组织方式与资产组合方式无疑将更好的解决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难题。利用产权的划分明确公共品（Publicgood）与私人品（Privategood）的界线，有益于社会全体受益。典型的便是科斯的灯塔。17世纪初英国的领港公会（Trinity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起初由海员组成的公会后来被政府授予权力，成为政府的隶属机构，而其对灯塔的建造动力却不如私人，而在1820年后，公会开始收购私营灯塔，到1842年后，英国就再不见私营的灯塔了。据后来的资料，英政府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在于认为私人收费太高，且因“搭便车”（FreeRide）的可能性太强而在收费中存在困难，由政府的免费提供将有利于人民的福祉，港运的发展乃至经济之振兴。电视台的经营是问题的另一面。在美国的私人电视台乃至中国的各地方电视台节目或许更精彩些，但观众也将相应的付出代价。比如地方台、私人台的广告的增加，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买各厂商的产品，为产品打开了销路，但中央台却不能因为这样的代价取消地方台、私人台，因为后者毕竟对消费者的休闲更有利。类似这样的产品的产权交给地方、私人来提供显然更有利。从社会角度考虑，对于一些无法辨认产权的公有品，政府作为其“代言人”，作为虚拟的利益主体，似同产权的利益协调有时是必须的，对于不能开口说话的自然资源的保护起了关键作用就是一例。如被视为“公共财产的悲剧”的鲸鱼。捕鲸可以赚钱而保护鲸却无经济利益的刺激将导致鲸从海洋中消失，类似的还有美洲野牛的濒于灭绝。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如缩短捕捞季节，对捕捞的相关工具的限制。这个例子不禁使我想起了武汉地区长江边的采砂行为。中国共有5个地方当局能够钳制对江砂的过度开采，却没有一个能够独立的控制采砂者，后果可以想象，各部门各自为阵，纷纷与采砂者合伙捞好处，长江边的采砂有禁不止。对于砂这一个公共财产，绝不可由私人进行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中央应当出面协调，成立能够独立管辖，且能超然利益之外的机构方为所需之策。对污染物的排放也是如此，在政府只有很有限的关于污染排放的花费与收益资5料的情况下，边际排放的社会成本（MarginalSocialCost）曲线很陡峭，而减少排放的边际成本（MarginalCostofAbatement）曲线较平坦时，对排放多征费显然不如规定标准的有效，根据图1，强行规定时12.5%的偏差导致了社会花费（socialcosts）C161412E108D6B420246810121416LevelofEmissions图1额外增加ADE,而同样的偏差在决定多征费时导致了社会花费更大的ABC。可见，即使在无法明确界定产权归属时，政府的类似拥有产权的“代言”对于挽救环境资源是急需的。也并非一味的政府出面可以包打天下。最近温州打火机因为欧盟的CR法案被拒欧洲市场以外，当温州人在博鳌论坛向朱总理求救时，朱总理风趣的说：“你们尽力去打，可是打不赢也不能怪我啊！”温州人自己行动了，他们的打火机行业协会组团去欧洲谈判。诉求于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政府与非政府部门间的产权明晰化，是企业的产权就剥离给企业，让企业在产权流动的优胜劣汰中生存，这是浙江民营经济领先于全国的本质因素。在将产权界定给政府或是非政府（如社区、团体、个人）都不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情况下，多方的合作就成为必然。教育在许多国家被认为主要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但对此，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曾作出公共教育部门是“最无效率的公共管理部门”的尖锐评价！基于此，我们应当对教育产权的公有或私有问题有了处理的经验，然而，我国高校的低效率MarginalSocialCostMarginalCostofAbatemwntADollarsperUnitofEmissions6与低贡献率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以教育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例，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在1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贡献率在5-6%，而根据纪宝成的测算，在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投资平均贡献率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