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

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广东顺德县一个乡村家庭的历史（发言概要）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发生的巨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区，十九世纪前半期广州贸易的繁荣，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推到成为中国以至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的地位，经历十九世纪中期的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贸易制度改变，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上海、香港兴起，并逐步取代广州的地位，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主要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广州商人的生意转移到其他通商口岸，另一方面，随着整体上中西贸易规模的扩张，以上海、香港和广州等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贸易，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空前繁荣。对于这一转变过程的许许多多具体的情形，我们目前大多只有一般性的概念，对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了解甚少。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家庭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经历，看当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些变化，并试图讨论这种变化所反映出来有关十九世纪后期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转变趋势的若干问题。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顺德县沙滘乡，北距清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佛山约十公里左右，南面与著名的桑园围相邻，在十八十九世纪商业化所奠定的基础上，这一地区在十九世纪后期较快地开始了乡村近代化的进程。我将讨论的对象，是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既没有功名，也没有人涉足官场，惟随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由小农转为小手工业者，再由小手工业者上升为手工工场主，然后又转而从商，并向海外发展。其事业远达南印度洋的岛国，但根基又始终未离开乡土。这个家庭在当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乡村中颇具代表性，是十九世纪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笔者选择这个家庭作个案分析，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家庭留下了一份相当难得的家族历史记录——《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这部于民国初年编纂的家谱的珍贵之处，是家谱编纂者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本家族的兴衰历史，其中对家庭的经营活动、亲属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等，都有许多具体的叙述，尤其在家谱后附了一份《大事年谱》，是这个家族的编年史，记叙了这个家族从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发生的大事，使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这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庭的家长是陈竹虚与陈乔年兄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先后出生于1828年和1841年。他们的父亲1862年去世以后，他们仍长期维系着同财共居生活，长达36年之久。直到他们的儿子一代，才在1898年分析为6个家庭。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通家庭的习惯，这个家庭有一个堂号，由兄弟二人的别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称为“远枝堂”。为叙述方便，下面我们也用“远枝堂”来指称这个家庭。在竹虚乔年兄弟的曾祖一辈，大约十八世纪后期，这个家庭几乎没有自己的耕地，是乡村中的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了。到竹虚乔年的父亲衡斋，仍然主要依赖一台织绒机维持一家生计，同时也兼耕基塘（很可能是租别人的基塘）。竹虚与乔年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以织绒为主，以种桑养鱼为副的乡村小手工业者家庭。大概由于十九前期的丝织品的市道较好，在1828年竹虚出生时，这个家庭已经基本上可以勉强维持温饱生活，甚至逐渐积累了一点资金。1832年，衡斋用13两的价钱买得一块桑地，面积0.33亩，稍后又将竹虚送进私塾读书。衡斋的这些努力，奠定了起儿子竹虚、乔年及其下一代所开创的远枝堂事业的基础。1841年，年仅13岁的陈竹虚跟随族人到顺德县的勒流镇的丝织工场做学徒，1845年满师后，竹虚先后在桑麻、逢简等乡（位于沙滘东南方，在现顺德县杏坛镇辖区内）的丝织作坊做了几年雇工。在此期间，由于“连年绒业颇佳竹虚公亦食力有余，家蓄渐裕。”到1852年，竹虚不愿再长期受雇于人，便回家说服父亲，将二十年前买下的那块桑地作抵押，借了三十两银子为资本，与堂兄乾体、恒体合伙，购置了五台织机，到勒流镇开设了一家织绸作坊。年仅十一岁的乔年也随兄到了这个作坊做学徒。当年年底，乾体、恒体退出，这个作坊便成为竹乔兄弟独资经营的家庭企业，从此开始了远枝堂的事业。1850年代，适逢广州的生丝和丝织品出口市场最盛之时，远枝堂的织绸作坊连年获利，生产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大。竹乔兄弟以经营作坊所获利润，买田购地，建屋置机，并在这是时期先后娶妻纳妾。1862年，他们的父亲衡斋去世。这一年，也是“生意最佳”的一年，除了丧葬费用的开支外，获利犹丰。他们经营的丝织工场最盛时达到了拥有五十台织机和上百个雇工的规模。（关于丝织场的情况，见第二节）但到1886年，远枝堂经营的织绸工场首次出现了亏损，亏损额达到了数百两至多。此后更是连年亏损，织绸业从此一蹶不振。就在织绸业不景气时，远枝堂的第二代陆续长大成年。丝织业的衰落，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商业和向海外发展。远枝堂的第二代历尽坎坷，在海外开创了一番新的事业。先是，在光绪初年(1880年前后)，陈竹虚除了让其长子继续求学，以图仕进之外，先后令其余的子侄缀学，参加丝织工场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其中竹虚的次子永贞从事买丝，乔年的长子彭孙（永祺）在先是在工场做学徒，后也参与买丝，其间又曾到佛山学习辨别银色，到沙滘附近的市镇乐从跟族人恢达学“代客买丝”（即专为其他丝织作坊采买原材料）。这些经历，使彭孙不但掌握了专门的商业技术，更濡染了一身商人的精神。远枝堂的第二代由此踏入了由乡村手工业者通向经商海外的门径。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心往商业发展的彭孙与乡人合股，创号福兴隆，运售广东土货到海参威贸易。他们原计划在俄国收购金砂回来。后因合伙人中出现了贪污行为，他们在俄国订购的大批金砂还未成交，其他股东便决定收盘，致使“福兴隆”商号刚开张便以亏本告终，远枝堂的1000两股本只收回了700两。不过，彭孙从俄国回来时，将收回的股本“尽贩鹿筋鹿角以归，获利千余两”。彭孙回家后，又有人来找他合资往北方经商，彭孙吸取上次教训，感到“前车可畏”，拒绝与人合资。但就在这时（光绪十二年，1886），远枝堂在家乡经营的织绸工场首次出现亏损，而彭孙仍“深信北省有为，存志甚奢”。到光绪十三年（1887），他向族人陈瑞田（在南洋经营矿业，“富称巨万”的富商）贷款3000两，另外陈瑞田自己也附股1000两，创办“永贞祥”商号，与竹虚长子泽霖，乔年次子子余一同前往海参威、伯力。他们此行采买了一批鹿筋鹿角、北芪等药材，据说有的获利数倍，有的则亏损，“截长补短，仅保其母”。此后，他们放弃了在北方做生意的努力，将目光转向南洋。这时，远枝堂在家乡经营的绸业连年亏折，靠接二连三地向祖尝和戚友借贷维持家庭生计和企业的生产。面对“家用日增，资本日促”的困境，26岁的彭孙决意到南洋寻求发展。彭孙先是到南非拿登开设“永泰”商号，经营数月，略获微利。后来因另一族人禄臣在留尼汪岛(Reunion)的布邦(Bourbon)开设的“泰兴隆”土货店发生亏损，该店的股东之一陈瑞田，命彭孙将永泰号收盘，到留尼汪代他监督永泰号的经营，并将自己和其他几位股东名下的泰兴隆股本送出一半给彭孙，作为酬劳。彭孙几经周折，于1892年到达留尼汪，发现泰兴隆的亏损并不算严重，便接手继续经营，做了一笔柴鱼生意，获利万余元后，他察觉到泰兴隆内部人事关系复杂，便决定收盘。由于彭孙受陈瑞田等股东委派接管泰兴隆时得到了股东们送出的一半股份，所以收盘时他获得了本利1400余元（估计是法郎）。彭孙从此开始拥有了一笔属于自己的资本。随后，他用其中的1000法郎，和其他人一起集股5500法郎，收购了族人禄臣的一间正在筹办的烟丝店。这间以“同德”为字号的烟丝店，成为后来远枝堂的主要海外企业。就在陈彭孙在留尼汪等地致力于开创新的事业之时，他的胞弟陈子余亦看到“家中生齿日繁，生计日促，倾败之忧，为日孔迩”，遂不顾伯父陈竹虚的阻拦，离家到马来西亚开办荣康矿号，集股14000元，其中远枝堂占股5000元。同年，彭孙受瑞田之子陈业棠的委派，也到南洋的锡山在一家由陈业棠为大股东的商号中经理其事，并于次年集股13000元在锡山创办安荣矿号。竹虚的长子泽霖、次子子壮也在这两年先后到南洋。1896年，远枝堂又在家乡开设了一间发昌杂货店，一间纶丰丝绸店，以买卖丝绸为业。这几年间，远枝堂的企业由以前单一的丝织业转向了商业和矿业，并将投资的重点转到了海外。然而，这些新的投资并未能解脱远枝堂的经济窘境。此后几年，他们在南洋经营的矿业因矿藏贫乏，产品跌价和资本不足而陷于失败。在家庭人口日增，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庭连年靠借债维持。到1898年，远枝堂连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已超过了二万两。家中机房屋宇，大多在借贷时充作了抵押物，部份甚至已被债主取去抵债。远枝堂这些已面对着一个“大本折尽、难再群居”的局面，加上作为大家长的陈竹虚又于1898年去世，这个大家庭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于是，在乔年的主持下，远枝堂的第二代于1898年分析为６个家庭。分家后的远枝堂由一个大家庭转变为一个伙居的家族，但在许多经济活动中，它还常常作为一个实体与外界交往。分家之后，乔年与竹虚的三子子壮等人仍在家中经营绸业，竹虚长子泽霖则在家乡的祠堂中设私塾教书，彭孙及永贞、子耀专致力于合作经营在留尼汪的同德烟店。从1899年起，同德烟丝店的生意逐渐好转，连年获利。远枝堂所欠债务遂得以逐年清还。至1906年，除仍欠族人子群的利息一千两外（此项亦在1911年清还），远枝堂基本上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由远枝堂的第二代所从事的事业从此进入顺利发展时期。远枝堂不但陆续收购了同德烟丝店的全部外股，而且先后在海外及广州开办了一些新的企业。与此同时，彭孙的儿子懋谦等人开始移居广州。这个家庭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下则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在中国更急剧的社会动荡中，其命运如何我们一时没有资料可考，但与十九世纪以前相比，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个家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多少体现了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变化对这个家庭的生存方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曾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虽然更多通商口岸的开放，令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广州失去了垄断贸易的地位，但作为一个已经有非常深厚的商业化基础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广州与北方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增长，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除欧美和印度以外的更大的市场空间。尤其是1850年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的生丝和丝织品出口一直呈增长势头，本地的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往的研究，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地区在十九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使用机器缫丝的工厂，从顺德沙滘乡远枝堂的发家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还有为数可能更多的丝织工场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从其他许许多多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珠江三角洲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大量的财富集中在这个地区，如远枝堂这样的乡村家庭，在这个时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发展成为工场主和商人，恐怕不是偶然出现的特例。我们虽然没有多少个这样的家庭作为研究的个案，但是，从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经济的情况看，当地大部分的乡村家庭相信已经同外部市场有极为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经营活动，已经完全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结构下面进行的。因此考察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不能只从本地经济盛衰的角度来看，尤其不能只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作出分析，需要从市场的整体的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如果我们把这个家庭，看作是一个企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海外经营和家乡的经济，完全是一体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在象广东、福建这样具有广泛海外联系的地区的家庭和企业经营机制来说，也许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也许需要走出“乡村经济”与“华侨经济”二分法的套路，探索发展出一种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对象远枝堂这样的把外海经营活动和家乡经营与生计安排结合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进行深入研究，方能真正了解十九世纪以后这些地区的乡村经济运作机制的真相。从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以至一个地区来看，经济固然有兴衰起伏，但经济上的盛衰变化背后，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宏观经济环境上的结构性转型。我们从远枝堂这个家庭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在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