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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章浙江华侨华人及其与浙江经济建设一、浙江侨史侨情浙江列于粤、闽、桂、琼之后的华侨大省，有华侨华人和旅居港澳人士约120万人，遍布五大洲117个国家和地区；归侨3000多人，侨眷约100万。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浙江人出国形成新高潮，新移民50万以上，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一）、浙江古代华侨出国概况及特点1．出国概况。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台州开元寺僧思托随鉴真东渡日本，并定居不归。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越州（绍兴）浦阳折冲都尉沈惟岳受命护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返日，“留而不归”，改国籍，改姓“青海”，是有记载的最早日籍华人之一。《浙江华侨志·大事记》：温州人周伫，998年在高丽当上礼部尚书；1038年，明州陈亮、台州陈惟积等147人从明州起航去高丽经商；1039年，台州徐赞等71人从海门（今椒江）出航到高丽经商，长期滞留。至今已有1千多年。1132年（绍兴三年），定海县有一批商人流亡到高丽，后经高丽当局同意回国80人；出国原因：（1）经济发达。商业兴盛，特别在南宋，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很多建大船的基地和出洋港口（杭、甬、温），设有市舶使、市舶场，便于下海；（2）兵事较多。黄巢起义发展到浙江，其他农民起义多次发生，流民不断产生，避乱下海出洋。（3）唐朝以降，浙江佛教兴盛，寺庙众多，高僧如云。佛教极具跨越地域推而广之的张力，而日本、高丽等到国佛事兴起较中国为晚，尚无多宗多派的分野，为溯源取经，寻宗弘法，文物之邦、佛教之乡的浙江被日本、高丽佛教界、文化界人士所看重，成为前来拜师取经、延聘高僧的首选地区之一。（4）浙南自然生存条件恶劣，天灾人祸，将浙南人推向绝境。2．特点。职业：第一，古代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文化人，为弘扬佛法、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文化交流出国。寺庙，长崎4座。日本天台宗以及创价学会、原道团等宗派的祖庭均以天台佛法为本，天台佛法乃至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第二，商人出国经商。没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为谋生出国。明清时期屡屡实行海禁，民间商业界人士便寄希望于走私，这使浙江的以走私为主渠道的外贸反而趋向活跃，浙籍商从纷纷出洋，并且许多人难以回归，成为商业华侨。去向和侨居地。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大部分旅居日本，占2/3。其次是高丽，如南宋绍兴九年（1139）有4批宋商共同327人从明州出发去高丽；一些官员也到高丽定居，第三个去向是东南亚，而又以去越南为多。17、18世纪之交（康熙年间），青田人带着石雕进入欧洲，最早记载的是1798年，山口陈半山人留国云东渡日本销售青田石雕；道光、同治年间，青田人进入欧洲的例证开始增多，于是，浙南旅欧美华侨群产生形成。（二）、浙江近代侨史侨情1．概况。契约华工少是浙江近代移民不同于闽粤等省的一大特点，也是浙江近代华侨队伍不大的主要历史原因。一战后期英法俄三国来华招募赴欧作战后方服役的劳工，总数约20万人约有2000名青田人。这是有史以来浙江最大批量的移民出国。浙江人出国还有三个渠道：第一，始于古代（康熙年间）的青田石商出国流在近代得到延续，并逐渐扩大。据查最早的是清嘉庆三年（1798）该县山口镇陈半山人留国云东渡日本销售石制品。苏伊士运动开通后，激起了青田人的出国热。他们又引带浙南其2他邻县（瓯海、永嘉、文成、瑞安等）的人出国，在欧洲形成浙江籍的华侨群，浙江旅欧华侨曾占整个欧洲的80%以上。至20世纪20——30年代，民不聊生，浙南人掀起了第一次出国高潮。青田人在海外最多时约达30000人，整个浙南华侨不少于5万。第二，宁波、舟山及其他地区的海员、商人出国。第三，留学不归者。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中浙江籍8人，以后留欧、日生浙籍人士所占比重一直居前。2．去向——走出了亚洲，远涉欧美，从古代不足10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近代40多个国家。日本是浙籍华侨的最大侨居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断扩大，浙江民众移居日本急剧收缩，向东南亚移民增多，重点是移居欧洲。这一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欧洲是浙籍华侨的“重镇”。职业：少数人搞进出口贸易，大多数人是挈卖零售业、泥木手工业，后期有一定数量的餐饮业、皮革业、制衣业等。以留学人员为主的知识人员从事各类科技、文化事业。总的来看，浙籍华侨绝大部分是服务性行业。（三）“很苦与闯荡”：青田人的集体记忆与认识强化青田人大规模移民西方的原因：1．经济压力。青田抬头：连绵的山和丘陵。耕地的缺乏、交通的不便给予他们沉重的生存压力。“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2．石雕工艺。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作品是1500年前六朝时的4只墓葬品小猪，现藏于浙江博物馆。1矿产主要在青田东南部，以山口、方山最为著名，另有仁庄的塘古、阜山的周村、季山、岭头等地。这些地方正是青田华侨聚集地，侨乡与石雕产区的重合，华侨华人与石雕的密不可分。3．交通位置。青田处于山区，县城被瓯江流过，处于瓯江中游。山口、方山作为青田石矿的聚集地，与水道也相距不远，很容易利用这一便利的航运，顺流几个时辰就能到达商业氛围浓厚的温州。4．文化因素。青田与周边地区的侨乡文成、永嘉等都是处于文化中心边缘地带，儒学教育普及远远不及杭嘉湖地区或者沿海地区文化发达地区。但是青田人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少了许多教条繁文缛节。由于山区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对于西方的未知世界并没有多大的排斥，仅视之为出去讨生活的地方，较少有文化上的排斥感。他们往往保持血性，没有框架束缚，敢于冒险，甚至于毫无顾忌于法则或者规范，而家乡极苦的惨痛记忆，能使得他们很快适应外地环境，也使得自己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发挥极致，形成太苦了去闯荡，吃苦就能闯荡的集体意识和认识强化。5．移民意识。明，倭寇常沿着瓯江溯源而上，袭扰青田。为了弥补人员的缺乏，从外地移民也就成为当时首要的选择。清代初年局势动荡，“三藩之乱”直接造成了浙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为此当局只得从外地招募移民垦荒，“青田自耿藩平，荒田特多。康熙四十年后，前县令郑新命招民开垦，大率皆有粮之荒田，谓之垦复。”青田的敢闯精神，与历史上有大批外籍移民迁入应有一定的联系。青田华侨起源的五因素中，单凭其中某一因素，都会有大批地区与青田相似，如经济的压力，在青田周围就有众多山区类似青田一样贫瘠，更遑论整个中国；每一种因素都有大量类似的区域，但是如果五个因素都叠加在一个地区，却也就造成了这个地区3的独特性。（四）、现当代浙江华侨概况1．概况。浙江在民国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青田人大批投身军界，又互相提携。陈诚、夏超等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抗战时期，国民党9000多将领中，青田藉90人。出去闯荡的青田人更多地选择了出国。对于早期的青田人，很少有明确的目的地，大家类似蒲公英四处飘荡，不顾路程劳顿而寻找赚钱的机会。、50年代初，大陆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科技文化人员及企业界、工商界人员大量撤离大陆，以“宁波帮”为主的浙籍工商界人士前去香港、澳门定居发展也不少。当年退居台湾的浙江人有19万人，为大陆各省第一，给浙江华侨社会和侨乡都带来了很大影响，使浙江侨乡数量增多，几乎是无县（市）不“侨”；浙江海外人数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增长，扭转了二战后大量归国的下降局面。去港、澳两的浙籍人士及其后裔中一部分人先后转徒欧、美等国，成了华侨。“两转侨”是本时期前期浙籍移民海外的主要源流。“两转外（侨）”者在文化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上普遍较高，他们作为华侨新成员，使浙江籍华侨文化素质大为提高，身份和职业结构中增加了高层次的人员和成分，使浙江籍华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大陆移民海外困难很大，国内严禁，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批准出国探亲团聚、继承财产，并取道香港、澳门才有可能出境。青田县申请者50年代平均每年上百人，能批准出国的只有1/10，总计152人。1960——1976年共批准出国215人，改革开放前青田全县出国总计367人，整个温州市只有数千人。改革开放后，侨乡人率先“走向世界”。80年代发展，90年代掀起空前的移民高潮。1977——1999年，全省新移民达50万之多，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海外新华侨人数的增多，大大加强了浙江的侨乡地位，在全国排名从80年代的第9位跃至第5位。2000年上半年，全省华侨华人80余万，连同港澳同胞约120万人。2．去向：清朝末年中国人出国方向主要集中在四处：欧洲、日本、美洲、东南亚，初期的人们寻找最适合的目的地。在这些地方中，东南亚早已遍布广东、福建的移民，青田人很难有发展的空间，极少有去青田人去东南亚的记载。日本是青田人出国目的地之一，1919-1929期间有427人赴日，以靠出卖劳动力为主。由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反华排华事件不断，华人在日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青田人最后弃了这个国度。美国在发展初期，极需从中国招募大量廉价劳力，随着采矿业的衰落和铁路的建设完成，美国进入劳力过剩阶段，华工也成为美国工会的攻击目标在美国的华工以广东、福建占绝大多数，以他们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唐人街。基于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青田人很难形成规模性的移民，只能有极少数的人留在美国经商，直到1965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改变了传统种族歧视与国籍歧视的立场，青田人在美国的人数才逐渐增加。南美洲，主要集中在巴西，第一批青田人是在1910前后由欧洲辗转到达。他们在欧洲时随身携带珠链叫卖，在巴西依旧采取这种方式。欧洲无疑成为青田人最适合的选择。但是欧洲是西方资本主义发源地，工业高度发达地，传统的白人聚集区，种族歧视十分严重。虽然欧洲大陆没有采取北美地区政策，全面禁止华工进入，青田人却很难从他们经济分工以及发展中获取收益，只能从事底层的经济活动，这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欧洲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产生影响。移出地（本源）和海外分布区（流向）是广泛又集中的特征继续加强。浙江籍华侨4分布十分集中，欧洲约50万人，占80%以上；美洲15%，近20万，其中美国15万。这种高度集中于欧美的分布特征，造成了一种区位优势。这两个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外交事务的重点地区；浙籍爱国侨胞开展“民间外交”非常活跃。海外华侨已有90%以上转变成了华人，但浙籍侨胞改籍的人数并未达到这个比例，不超过50%，原因主要是浙籍侨胞中新华侨人数大大多于老华侨，有不少是90年代以后才出国，缺乏加入当地国籍的资格；其次，浙籍尤其是浙南籍侨胞文化程度欠高，不利于融入主流社会。浙籍侨胞面对的是欧美的与自己的人种、文化上差异悬殊的民族，不苦闽广东等省侨胞的大部分人面对的是东南亚的与中华民族差异小得多的民族。3．职业：第一，由国内宁波（含山籍）等由工商界人士转化而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人士的经济，走向现代化、规模化、集团化，成了工商巨子，在住在国（地区）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级的10位华人首富中浙籍2人，香港10大首富中宁波帮3人，在美国10大华人财团中宁波籍1人，在巴西华人首富中浙籍1人。被称为“王”的人：“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春卷大王”范岁久，“大豆——石化大王”林训明，“香港电子大王”邵炎忠等。第二，一大批以留学人员和海外青年华侨中的高学历者构成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群在经济领域崛起，成为“知识经济”生力军。第三，以往的浙南籍的青一色小商贩已经消失，他们被后代的以餐饮、皮革、服装业为主的多样化经济所代替。在早期赴欧的华人中，也只有青田人以及临近的温州人坚持下来，他们出国的线路有两条，一是从许多青田人担着小件石雕，一路叫卖，然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走向欧洲各国，一条线路是海路，到上海坐船到欧洲。青田人依靠石雕到了欧洲，但是很快由于货物渠道问题，石雕的供货很不稳定，青田人迅速从“图书客”变成贩卖领带、睡衣、皮件等的流动商贩。这类小商品的品种比石雕有更广阔的市场，更贴近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市场空间的扩大又能让更多的青田人进入欧洲谋生，与天门人和山东人的生存方式有较大的差异。早期的海外青田人，从贩卖石雕立刻转到贩卖小商品，较少有出卖劳力者，这与浙南地商业传统直接相关。浙南温州沿海一带，由于群山环抱，温州一带与浙北相差较大，就少了众多儒家教条束缚，而温州在北宋就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南宋更是重要的港口，商业气息浓郁，“主张事功，不耻言利，提倡商品经济的”永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