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郑秉文2010-08-11摘要：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近月来的“用工荒”，均由农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价格下降所致，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市场自发调节的周期性结果。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正在发生变化。“用工荒”是推动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内生动力，是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上升拉力，是促进城镇化的一个市场推力。“用工荒”的出现，无形之中成为具有浓厚的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价格集体协商谈判的一个自发有效形式，成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市场机制。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长期内，还应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关键词：用工荒，农民工工资，市场价格，劳动供给，增长方式转变去年此时，金融危机导致全国农民工失业约2500万人，而今年此刻，在经济刺激计划还没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却突然出现“用工荒”，且“缺工”现象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正向内地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势头已经超过前几年曾出现过的“民工荒”，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诸如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人数高达40-70%。仅仅一年的时间，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失业和缺工的一次逆转。如何解释、评价和应对突然而至的“用工荒”？学者们见仁见智。一、“用工荒”的出现是市场逻辑的结果（一）农民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失衡导致价格失衡“用工荒”的出现固然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近日来报章中给出的大大小小原因可列出一个长长清单。但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去年的大面积失业和今年的大规模“用工荒”，都是市场价格的结果，或说“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造成的。经济学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汇处形成，这个均衡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在中国诸多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农民工市场是一个竞争最充分的市场：从企业层面，全世界工会密度最低的农民工群体根本无力向企业主争取自己的权益；从市场层面，一盘散沙的农民工任由市场摆布；因此，农民工市场是垄断因素最小、竞争最充分、市场机制最完美的要素市场之一。农民工价格之所以低廉，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供给大于需求的结果：1982年“三普“时农民工仅为657万，1990年“四普”时达2135万，2000年“五普”时上升到1.44亿，2009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结果已上升到2.25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比重在上述4个时点上呈快速跳跃式膨胀趋势（见图1）。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出口产品竞争力之所以战无不胜、外汇储备规模之所以位居世界之首，甚至“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和“四高”（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等均离不开廉价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廉价劳动力的结果，没有廉价的农民工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图1：1982-2009年4个时点农民工增长变化（占总人口%）资料来源：1982和1990年数据引自张庆五《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状况对策研究》，载《人口与计划生育》，1993年第4期；2000年数据引自“五普”；2009年数据局引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3月25日发布，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主页。一方面，农民工规模呈跳跃式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价格偏低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务工意愿逐年下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春节前在全国13个省的26个大中城市和27个省的90个县开展了2项调查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共涉及3239家企业和9081名农村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与2008年同期调查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是否再次外出务工，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就地创业和家里有事等。其中，在准备外出务工人员中，74%的人员准备回原企业上班，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的主要原因有：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没发展前途占14%，学不到技术占1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项调查显示，就工资增长预期来说，企业主认为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将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9%，而打算继续外出务工人员的预期则高达14%，就是说，务工人员的工资增长预期比企业主高出5个百分点－－高出三分之一。（二）“用工荒”是农民工价格自发调节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周期性结果发达地区用工需求较大，工资水平较高，农民工比较集中，例如，多年来，仅广东省就几乎集中了全国农民工的15%～20%左右；较高的价格导致农民工蜂拥而至，流入过多，反过来对其市场价格增幅具有压低的倾向，例如，2009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1455元，与第二季度相比，增幅仅为2.5%；中部地区为1389元，增幅是3.2%；西部地区1382元，增幅高达4.3%。由于用工价格增长在三个“台阶”中开始出现失衡趋势，农民工外出务工便出现此消彼长的状况，这个苗头早存2009年1月至9月便已出现：2009年9月底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增长4.7%，占全部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8.9%，比6月底上升了0.7%，成为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增长最快的地区，所以，1月至9月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务工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而相比之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09年6月底务工的劳动力比3月底下降1.2%；到9月底，珠三角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再下降1.4%；虽然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增长0.6%，但还未恢复到3月底的水平。就是说，在2009年前9个月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工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却在直线减少，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却不断加快，农民工的供给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经显现，特别是向西部地区的转移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价格台阶”中农民工供给情况此消彼长的基本图景：农民工向价格增幅稍高的台阶自发流动，价格增长较低的东部地区便出现“用工荒”；东部地区农民工的供给减少之后，其价格会自动反弹，于是，农民工的流人便开始增加；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还会再次导致价格增幅向下波动，于是，新一轮的“用工荒”便又出现。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用工市场价格自发调节的结果，是“民工荒”的周期性特点，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市场规律，这个规律最终将导致价格自动恢复到均衡价格水平。但是，价格恢复是有“时滞”的，“用工荒”便是这个“时滞”的表现。二、农民工价格成因变化分析（一）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开始发生变化从农民工的“价格结构”上看，在以往的务工价格中，其机会成本非常小。但近年来，异地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实施，一系列惠农举措和社保新政的出台等，都骤然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异地打工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工对其现行市场价格低估，其货币价值打了折扣，没有达到农民工供方的预期价格，于是便减少了其劳动供给，出现了“用工荒”。下面以2009年6月末数据为例，具体分析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民工机会成本上升的成因：（1）从工资性收入上看，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使农村本地务工所得人均增长8.6%，而外出进城务工收入仅增长7.7%。（2）从家庭经营收入看，由于农村受金融危机影响小于城镇，人均增长5.5%，而城镇经营净收入增长仅为3.9%。（3）从财产性收入看，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例如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增加，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租金等收入均有所增加，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略高于城镇的9.1%。（4）从转移性现金收入看，由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构成的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之后，农民的转移性现金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新农合覆盖面已基本达到应保尽保，报销医疗费比例和低保费均有所增长，养老金和救灾款增加幅度较大。所有这些，使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31.4%，远远高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9.1%的增长。（5）从社保预期看，2009年8月中央政府公布农村养老保障新政即“新农保”政策出台，两级财政补贴式的养老制度特征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社保预期，而外出打工参加城镇社保门槛居高不下，城镇制度没有任何变化，即使2010年1月实施养老关系转续办法之后也并没有降低农民工参保的门槛。换言之，农村社保新政的不断出台和社保制度不断完善的向好预期在客观上也是提高农民离乡外出打工机会成本的一个因素。（二）“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价格含义发生较大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父辈之间，他们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较大“代沟”。两代农民工的一个重大差别源自于他们对待生活态度和观念的较大转变。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他们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其父辈，其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对休闲娱乐和生活态度的价值观上。2010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指出要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他们已占农民工群体的60%以上，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求职的绝对主体，甚至在东莞占近9成，年龄30岁以上的仅占9%；在佛山占7成，40-50年龄段的仅占1成；在江门占8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即受教育程度高，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已完全城市化，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追求较高，追求个性独立和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加珍惜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且不愿做城市的“过客”，试图融入城市的潜意识更加强烈，同时，他们几乎没有种过地，甚至很多人就出生在其父辈打工的城镇居住地，工作耐受力远不如他们父辈，出门务工的意愿低下。在他们眼里，其父辈们每月拿到的工资是不平等的“裸工资”，与城镇职工相比，缺少同等的诸如住房、医疗、养老等各种福利特权和子女受教育特权，更没有娱乐休闲。于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眼里，务工所得被低估，“裸工资”具有机会成本，那就是休闲娱乐及其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们观念中，休闲娱乐的价值要大大高估于其父辈，于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成本高于其父辈。由此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是两条平行的曲线：在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的同等情况下，两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不同的。由于父辈农民工的机会成本禀赋较小，甚至基本不存在，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将一直向右上方延伸，即他们的替代效应将在较长时期内大于其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在较长时期内会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受的教育多于其父辈，其闲暇作为机会成本在其价值观中是禀赋的，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整体向左移动的，与右侧父辈的劳动供给曲线平行，两代人的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间距”实际就是闲暇娱乐的价格。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娱乐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即这个间距）加上其父辈的“裸工资”（即父辈的供给曲线），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格（即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的“初始状态”天然地位于其父辈曲线的左侧，其“工资起点”天生就高于其父辈的工资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效应已大于替代效应，更不意味着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