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农村文化建设是对乡村文化内涵的重构，包括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观念和乡村精神的重塑，农村文化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农村文化活力的激发与乡村文化生态的改善等内容。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一、问题的提出村落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坚实基础。一方面，共同体精神能够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本体性价值，限制恶性社会竞争，避免社会过度分化产生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村落共同体具有维护内生性社会秩序的能力，能够比国家制度建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解决村庄失序问题。学者投入巨大热情展开村落共同体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论述:第一，对标西方共同体理论定位中国村落性质的研究。滕尼斯根据成员之间联结机制的不同，确立了共同体研究的二分视角，即“共同体”以情感和宗教为纽带，建立在自然意志基础之上；“社会”以理性算计为纽带，建立在劳动分工和法理契约基础之上。沿着这一分析框架，日本学者就中国农村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展开辩论。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是以庙寺祭祀为中心自然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戎能通孝和福武直则认为传统中国农村缺乏明确的地理边界，村落只是松散的个人因利益联合而成的集团，并非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卢尧选将村落共同体的研究视角从成员的联结机制转移到成员的生活实践，认为协作动机和协作边界是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提出虽然农民的协作行为具有理性性质，但其协作动机同时受到生存伦理和集体主义价值的支配，理性和道德规约共存于村落共同体。对村落共同体的理论定位有利于厘清村落共同体的概念边界，揭示了村落共同体的丰富意涵。第二，在变迁视角下梳理村落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社区社会化和社会个体化是现代性历史的两大趋势，在此背景下，宗族、神明信仰、水利、防卫和治安、生产生活互助以及村庄公共事业等传统村落共同体联结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宗族血缘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共同体，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共同体，空心化村庄的新型合作共同体的变迁。传统宗法伦理约束下关系理性主导的村民互动被契约约束下的交易理性取代，村落共同体因共同体成员离散、共同体意识分化、共同体情感消解陷入被解构危机，村落共同体价值生产能力式微，作为道义共同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功能逐渐丧失。可以发现，对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研究进路在村庄与社会环境互动框架下揭示了村落共同体的演变路径，展示了村落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指明了村落共同体进一步研究的着力方向。第三，在微观实践层面探讨村落共同体的振兴机制。学者沿着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路径、政治路径、治理路径展开了较多讨论。经济路径寄希望于重建村民之间的经济联结，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对村庄内置金融的倡导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努力。政治路径寄希望于通过村民参与村庄政治过程重塑村民之间的共同体认同。村庄选举是共同体谋求自治、良治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具有确认共同体存在、增加共同体认同、标示共同体意志的功能；协商民主既需要以共同体为依托，同时也是重构共同体的重要渠道。治理路径则认为应该发挥国家权力在重建村落共同体中的价值引导、制度供给、利益调和等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着眼于村庄公共空间建设、互联网技术等重建村落共同体。可以发现，对村落共同体重建机制的研究路径展示了新时期振兴村落共同体的多种可能性。已有研究从概念辨析、变迁路径、重建机制等角度进行了村落共同体的全景式描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理论积淀深厚而经验研究不足，尤其是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振兴机制的分析，虽然学者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路径较全面地拓展了研究视角，但对具体实践路径与村落需求的适配性问题、具体实践路径助力于村落共同体振兴的发生机制的分析较匮乏。从经验分析层面深入探讨村落共同体的实践本质和重建路径，是深化村落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方向。振兴村落共同体的关键在于重塑村庄社会的公共性联结。居住地域接近、有血统关联、拥有共同语言等客观特质并不必然形成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是确定地域边界内主体互动的产物，具有极强实践性。村落共同体的内在情感体验是一种“我们感”和“集体感”的情感认同和情感归属，外在实践表征是村民能够达成便利的合作并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强化成员的主体性互动和价值认同是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着力点。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的物质需求主要依靠市场获得实现，指向人际互动的精神和情感需求的满足仍需依赖村庄熟人社会获得满足，文化建设是贴合村民生活需求的、低成本的重建村落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与所在研究团队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研，在鲁东H村开展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H村在基层政府支持下积极发掘村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建设营造村民互动的空间和平台，强化了村民对村庄的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以文化建设为媒介再造村落共同体的实践范本，这是本文论述的经验基础。二、“行政包办”到“激活社会”:农村文化建设沿革（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文化建设沿革农村文化建设是对乡村文化内涵的重构，包括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观念和乡村精神的重塑，农村文化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农村文化活力的激发与乡村文化生态的改善等内容。文化建设深度嵌入并影响着农民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目标和举措回应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农民文化需求。梳理和呈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是理解和把握农村文化建设现与村落共同体振兴关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通过文化建设把农民从封建宗法观念、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式农民，进而为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作贡献。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破旧立新”的特点，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权建设的需要，是党组织自上而下主动推动和农民自下而上积极配合的双向互动过程，具体举措包括两方面:第一，开办各类学校教育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认识和科学文化水平；第二，大量出版发行与革命历史、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相关的报刊书籍，普及和发展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电影事业，发展地方戏剧等。1959-1976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文化遭受重创，农村文化建设陷于停滞。许多民俗和文化传统被归于“四旧”之列遭受打击和破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性掩盖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性，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由强调用社会主义价值占领农村阵地，逐渐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向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迈进。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力度明显增大，国家加快推进和完善以“文化下乡”为代表的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并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第二是农村文化建设内容不断趋于“城市化”，政策引导下的农村文化建设沿袭和延伸了城市文化建设的措施和做法，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缩小版，现代大众媒体取代传统文化在农村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突出了政府主导的文化资源投入和对农村文化的改造，农村和农民是文化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化振兴是应有之义。新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沿袭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思路，重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并在城乡文化一体化、农村文化教育均衡化、农村文化载体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另一方面，学界不断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反思，以“优势视角”代替“问题视角”，正视并强调内生性文化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乡村振兴营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机遇，乡村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二）“行政包办”式农村文化建设的特点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特点是“行政包办”文化建设，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资源输入分别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动力来源和物质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凸显了政府的主动性和村庄社会的被动性。行政包办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主要推动者。文化建设作用于人思想的改造，与特定时期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相适应，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和政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各个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确定和路径选择突出着政府决策的主动性，村庄社会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客体。第二，持有着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预设。城乡二元结构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政社关系是政府包办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发生情境。一方面，城乡之间经济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显著差距形成了农村经济贫弱化的刻板印象，村庄难以负担以资源投入为支撑的文化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农耕文明孕育的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孕育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文化观念间的对比，不断凸显农村文化的保守性和农民思想的落后性。面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两个困境，政府包办的文化建设成为对农村物质资源匮乏的补充和精神文明落后的改造。第三，政府监督考核约束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趋于标准化和可视化。政府推动下的文化惠民工程和文化下乡往往涉及大量资源投入，为避免下乡资源被精英俘获确保农民受益，政府往往通过可视化的程序监督和可量化的结果考核约束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标准化的监督和考核程序使农村文化建设发生了目标置换，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文化硬件基础设施的建成率等“物”的供给成为考核目标，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民文化需求的回应程度被忽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政府政策指导和资源支持下，农村形成了以农家书屋、电影放映、文艺下乡、文体设施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文化公共品供给模式，即使经济条件落后的一般农业型村庄也获得了文化建设的新机遇。政府包办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秉承的是“送文化”的理念，普遍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等弊端，由于缺乏对农民需求的瞄准机制和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国家投入与农民需求间的鸿沟难以弥合。因此，政府包办下的农村文化建设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建成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无人问津，大量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另一方面，农民的村庄文化生活仍然枯燥乏味，文化需求难以满足。（三）乡村文化建设新思路:“激活社会”xxxx市x区素有“华夏孝乡”之称，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政府将文化建设视角下移，充分发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既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也使当地“孝”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这一文化建设方式具有典型的“激活社会”特征，激活乡村内生性文化资源，激发农民参与文化建设主体性。与“政府包办”式文化建设方式不同的是，这一文化建设方式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转化视角，以“优势视角”取代“问题视角”，积极发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村庄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进行文化建设的资源优势。在xxx，孝妇河、颜文姜祠，文姜庙会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名片，“孝”文化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一方面，颜文姜文化弘扬着“孝”和“善”等优秀道德品质，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每年的颜文姜庙会是x地区的文化盛事，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是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以颜文姜文化为载体，x通过群众直接参与文化建设的方式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中国地域辽阔，具有区域差异的中国农村蕴藏着形式多样的农耕文化传统。在个案意义上x地区的颜文姜文化具有特殊性，但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的一种，颜文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般性。在“优势视角”下积极发掘和利用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开展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化解乡村文化供需错位和主体缺位困境。第二，定位主体，农民在村庄文化建设中的角色转换，由被动接受者向过程参与者、责任承担者转变。人民群众是乡土社会内生性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x地区，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向其讲述颜文姜孝敬公婆的故事，文姜路、文姜祠、孝妇河等地域性文化符号不断强化“孝”文化在当地村民心中的印记。因此，颜文姜文化通过农民对故事的讲述和对“孝行”的实践得以代代相传。基于这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