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通用3篇

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通用3篇【参考指引】此文档资料“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通用3篇”由三一刀客网友为您精编整理，供您阅读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分享下载吧!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1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是两个字：“忧患”，有的来自自然界，也有的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孔子的“忧”与“乐”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孔子有“忧”也有“乐”，比如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上下相安”。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一书，共分10篇，其中《系辞》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也研究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的，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也就看不到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妥善方法，营造不了社会和谐。因此，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即或是在非常顺利和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刻，仍然要谦虚谨慎，牢记“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文化的古训。这里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贞观政要》一书，该书为唐代史家吴兢所著。他生活在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看到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也觉察到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机;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并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作，还含有忧患意识以及对于社会矛盾的关注，后人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关于忧患意识，人们经常将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要人们去诵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很有见地的。范仲淹有丰富的政治和实践经验，他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里提出了问题：政治家们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的回答是：在朝廷做官，要情系黎民百姓;不在庙堂之上，仍然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范仲淹把我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忧患意识在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忧患情怀表现在他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图为政治革新找到一条新路。到了清代后期，人们的忧患意识又表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我们今天强调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由于它渊源于中华古代优秀文化，因此，介绍古代忧患意识的若干内容，会有助于人们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不过，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是我国古代忧患意识的翻版，而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目标上。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2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一“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二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