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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社1月4日讯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哪些新的动向？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及地区是否依然难以踏出债务危机的泥淖？我们又该如何期待日益重要的中国角色？刚刚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俄罗斯又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惊喜与变局？在日前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举办的2011年新春座谈会暨2012年中国对外经贸形势分析会上，与会专家与学者给出了他们答案。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整体低迷2012年美国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但整体仍然低迷，甚至面临下行的风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肖炼在分析会上认为，2011年美国GDP增长可能小于2%，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仍处于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房地产市场虽有所复苏，但是速度非常缓慢。“可见，2012年美国经济难有明显突破，其GDP增幅可能会在1.3%与3.1%之间徘徊。”肖炼说。肖炼认为，美国国债问题正在制约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提高国债上限后，每购买500亿美国国债相当于降低利率0.5个百分点。实际上，美国的利率已是-2.1%。同时，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变相地降低了利率，并将影响中国外贸的发展。目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根据美国国会办公室的统计，目前，美国尚未偿还的债务已达5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15万亿美元，债务规模已是GDP的2倍以上。”肖炼认为，这必然对中国2012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欧债出现危机，美元就会被迫升值，从而减少对欧出口，美国在欧洲投资股价也会随之下跌。肖炼认为，由此，美国会把外需重点转移至亚太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剧对华贸易争端。欧盟面临重大调整的十年欧债危机并非欧盟命运“失去的十年”，而是面临“重大调整的十年”。对外经贸大学开放经济研究院院长夏友富认为，欧债危机是由三大根源造成的，首先，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居民高福利经济增长却一直下滑，创新能力也在下降；第二，政治危机的扩张。欧盟集团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第三，美国把欧元作为战略性手段，希腊债务危机同高盛对其做假账紧密相连。同时，欧债危机还与美国转嫁危机抢夺剩余资本有关。“2011年1月~11月，欧盟对华投资只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几，中国对欧盟出口亦急剧下降。”谈及对欧盟战略，夏友富谈到，对欧盟贸易占我进出口贸易的20%，可见欧盟市场的重要性。因此，我建议全面深化对欧盟的战略合作，帮助化解欧债危机。“帮助化解而非所谓的‘救’，因为‘救’既非对方所愿，我们亦实力不够。”夏友富说，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支持欧元稳定对我经济发展大有裨益。首先，要全面深化对欧盟的投资；第二，加大科技合作，为避开相关保护主义壁垒，可加大与欧洲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第三，加大对欧盟的进口力度，全面深化绿色经济合作。另外，中欧可考虑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大对中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提高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包括全方位金融合作方面的力度。俄罗斯的新机遇经过十八年的谈判，俄罗斯已经获准正式加入WTO。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在分析会上指出，这将对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俄罗斯市场处于逐渐开放、转轨的进程中。王俊文指出，因此，更加开放的俄罗斯面临着新的机遇。有消息称，2012年的APEC会议将在俄罗斯举行。同时，在入世之初尚无规则制定权的情况下，加速建设海参崴自贸区或将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目标。王俊文指出，“俄罗斯经济的开放有赖于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这符合俄罗斯整体的经济战略。”“此前，很多俄罗斯政、商届人士都曾表态，希望能够建设类似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中心、中国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开放经济圈。”王俊文说，很多相关议程正在落实。同时，俄罗斯方面也表达了加大对中国出口的意愿。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开放市场的总体思路已非常明确。对于俄罗斯而言，不开放就意味着没有出路。尽管和中国合作并非俄罗斯的主业，但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却是不可争辩的现实。就西伯利亚区域资源开发而言，王俊文补充道，由于该地区条件异常艰苦，据统计，俄罗斯每年有50万人离开西伯利亚，若想留住人力就必须有物质保障。“因此，面对更加开放的俄罗斯，也会对中俄双边经贸关系产生新影响。”王俊文强调。刻不容缓中国外贸增长方式之变在外需趋紧，内部综合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一话题尤显刻不容缓。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举行的2012年中国对外经贸形式分析会上，业内人士指出，事实上，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已经发现并实践了正确的转型途径。而在判断转变之法时，很多业内外人士均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简单地将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劳动密集全部转换为高精技术品出口视为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外贸增长方式之变还需要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成熟的供应链支持、服务制造型企业的诞生、稳定的政策法规等众多抓手。“转变”存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在分析会上指出，自从中央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业内外普遍存在两种认识上的误区。首先，认为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即为发展方式转变，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理解成转变外贸增长速度。但事实表明，近两年进口增速加快与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关联密切。我们的进口结构约有35%是资源性产品，而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源性产品是大幅涨价的。第二个误区，认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就是把劳动密集型出口全部转变成高精技术产品出口。裴长洪说，事实表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各地产业转型不可能都通过一种模式、一条路径实现。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道路上，中国外贸企业亦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据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受文介绍，就外部而言，2012年国际市场需求紧张，风险放大；就内部而言，综合成本将持续攀升。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10月和11月，中国企业出口订单指数均小于50，与2010年的情形对比鲜明，订单急剧减少，企业面临较大困难。而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风险也正向增长，中国出口信保公司2011年保险的报审率比去年同期增长70%以上。与此同时，国内综合出口成本正在上升。王受文说，对比2011年11月份与2008年11月份的数据，工业用地的价格上涨了7%，劳动力成本、工资成本上涨了26.4%，资金成本上涨了1.5%。根据英国CRB商品研究所的数字，原材料成本增长了64%，人民币汇率上涨了8%。“这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王受文强调。如何转变外贸方式事实上，从来料加工到进料加工，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裴长洪认为，2001年材料加工装备占全部加工贸易的28.6%，至2010年已经降至15%，至2011年前7个月已降至13.3%。通过ODM向OEM转变等方式，在实践中我国已经发现了加工贸易正确转型升级的途径。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裴长洪认为，还需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途径之一是通过生产自动化实现技术升级；第二，可通过专业分工，以生产外包的形式实现企业的转型，服务型制造企业由此应运而生。这种企业既可以是技术型，也可以是品牌型、营销型；第三，建设国际商务新平台，以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内外贸的义乌即是典型。第四，引导更多的流通型贸易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如果企业将与进出口相配套的业务全部自包自揽，成本是巨大的，因此需要服务型的企业为其解决物流、报关、投资、单证等问题。就如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问题，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受文还指出，在外需环境不甚乐观的前提下，我国更应着力培育新的外贸优势。第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对中国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企业斥巨资设计的相关产品很快就被市场复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企业必须在创立品牌时兼顾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部门也应加大保护力度；第二，为企业减负。王受文指出，广东省提交的材料显示，外贸企业面临的各种收费项目达161项，在工资、汇率、土地成本上升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为企业减负十分必要；第三，确保相关政策稳定，“我们不能把出口退税当做政策调节外贸的手段，出口退税要坚持中性的原则，凡税必法。税率由部门调上调下对外贸发展并非有利。”王受文强调。经济全球化利益格局进入调整期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依旧风雨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频繁发生的当下，一些分析人士对经济全球化是否进入退潮期疑虑重重。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晨在分析会上表明，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及基本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却遭遇放缓甚至停滞。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即是典型的代表。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正处在重新调整的进程中。自由化进程放缓原因有二。张向晨说，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他们控制着世界贸易的50%，投资的90%。在全球化生产链条当中，跨国公司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其全球生产的布局，传统意义上的关税削减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意义式微；其二，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促进作用非常巨大的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目前，新能源、新材料正处于酝酿发展阶段，并没有形成气候，不能复制IT产业对全球化产生的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正处在调整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不会永远甘于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张向晨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美国采取了整体上收缩、局部进攻的态势。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机制中，美国已经表现出疲态，不但不愿履行相关责任，还把责任推给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在G20国集团中，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有守有功的策略。但在亚太经合组织与泛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机制中，为了获得亚洲的主导权、推动自身促出口战略，美国则采取了进攻的策略。对于美国来说，新兴经济体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但是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张向晨说，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内，金砖国家之间有很多的分歧，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形成与美国抗衡的力量。对于中国而言，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维护全球的利益。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中国责任”的压力，我们可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在多边区域中寻求平衡。